作者简介
杨祥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医疗社会史、口述史；
王鹏，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海关史、医疗社会史及口述史。
摘 要
2007年是当代中国中医药口述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2007年前，中医药口述史成果数量并不多，没有形成专门领域、实现研究方法上的自觉。2007年之后，国家开始实行“中西医并重”政策，全国各中医药大学获得了更多支持。在此背景下，各类中医药口述史项目纷纷开展，中医药口述史的成果数量开始迅速增长。近年来，相关高校图书馆与档案馆日益意识到中医药口述史档案的重要性，开始系统性加强口述史档案的收集与整理，但在口述史的叙事取向、访谈对象、深入研究以及跨学科探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目前趋势而言，当代中国中医药口述史的发展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关键词
中医药；口述史；档案
所谓“中医药口述史”，即“中医药”与“口述史”的结合，前者是研究对象，后者指研究方法与手段。从起源上看，中医药口述史并不是历史学专业的分支，而是服务于中医药专业或以中医药专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记录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中医具有口传心授的特点，如《温热治论》《吴医汇讲》等传统中医典籍虽然不能直接称之为“口述史”，但这些传统典籍中含有大量的口述元素。至于我国当代中医药口述史则还处于起步阶段，而2007年是一个关键性节点，国家开始实行“中西医并重”政策，全国各中医药大学获得更多资源，各类中医药口述史项目纷纷开展，中医药口述史的成果数量迅速增长，各大高校图书馆与档案馆也日益意识到中医药口述史档案的重要性，中医药口述史的收集与整理也更具系统性。
一、中医药口述史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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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阶段，专门的中医药口述史成果数量较少，即便存在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口述或访谈也只是夹杂在其他文献或项目中。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较为系统的中医药口述史主要有四种：一是地方文史资料保存的地方性中医药口述；二是各大中医药院校编撰的中医药口述史；三是各大报业媒体集团编撰的中医药口述史；四是医学世家对自身医家门派的回忆。
第一种是地方文史资料保存的地方性中医药口述。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大问题是过分突出政治史与军事史，无法让人看到多线条、多层面的立体社会。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往往将关注的视角放在政治家、军事家等上层精英人物身上，而缺乏对医家的关注。冯尔康就将传统社会的中医列入非主流的“豪人与下层人士”之列，他认为，在清代史料中，医家尤其是地方性医家记载，多出现于不太可靠的笔记类的人物传记史料中。正因为如此，想要从文献上获取关于近代中医的可靠史料往往十分困难。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名中医多已故去，而可靠文献资料又相对缺乏，急需进行抢救性口述史料挖掘的情况下，1980年代各地方文史资料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针对近代地方名中医以及中医行业的回忆性口述。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史料由于距传主年代久远，往往具有很强的“传说性”。如1982年伍阳仁对清末民初刘敬时、黄鹤洲、蔡忠、崔七等几位广州名医生平的口述回忆，1990年黄容讲述佛山名医黄敏修为秘鲁公主治病的故事，1991年陈育德等人对贵州大方名医陈继虞的口述回忆等。正如冯尔康所指出，在中医药界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来源与搜集方面，利用口述史方法“访问当事人、见证人、知情者、同行业者。这是活资料，非常可贵，当然需要留意其叙事的真实性”。以前文所述伍阳仁有关光绪年间广州名医崔七的回忆为例，伍阳仁口述了崔七开棺救人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个故事应该脱胎于《池北偶谈》中记载的“孙思邈施针救人”故事。同时，崔七也不是生活在光绪年间，崔七原名崔君培，汉军旗人出身，大约活跃于乾隆中期，在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驻防广州小志》《驻粤八旗志》中都有对他的记载。伍阳仁所回忆的“崔七”实际上是崔君培的孙子崔星如，关于崔七的传说在广州地区也非常流行。虽然这段地方《文史资料》中记载的中医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存在问题，但对地方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却具有一定价值，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清代旗下医生如何融入地方社会。此类型的其他中医药口述史料也大多具有此种问题与价值。
第二种是各大中医药院校及其附属刊物编撰的中医药口述史，这些中医药大学始终是开展中医药口述史工作的主力。其中较早、较系统从事此项工作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山东中医药大学，隶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1962年，上海中医学院组织出版的第一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还只是将十余次报告会的发言与论文总结成册。到1994年出版第二版时，以“收集不拘一格”为原则，已经开始有意识的使用口述访谈方法，并对章巨膺、费赞臣、奚伯初、顾伯华、石幼山的口述资料进行了收集与整理。2014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又采访了陆广莘、唐由之、颜正华等十位全国较有影响力的著名中医，并出版了《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录》。1980年《山东中医学院学报》自当年第三期开辟“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邀请全国著名中医药学者，回忆其治学经历与经验，1981年至1985年将全部征文分三辑陆续出版，其中第一、二辑为当代名医的回忆文章；第三辑为后人回忆解放前后故去的名医文章，撰写中大量利用口述方法，如对姚国美、陈鼎三的回忆，即采用了江尔逊、姚荷生的口述资料。2005年，中国中医药报社出版了《哲眼看中医：21世纪中医药科学问题专家访谈录》，该成果并不是相关专业人士的口述传记，而是试图利用口述访谈来探讨中医在新时期如何应对西医与科学性的挑战。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开始系统出版《医学人生丛书》，该丛书以“传承中医学为目的，采用问答式写作方法”，选择“中医泰斗级人物及在中医药界具有较大影响者”作为采访对象，分别采访了朱良春、周仲瑛、路志正、李振华、张灿玾、洪广祥与张磊，目前该丛书仍在出版，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第三种中医药口述资料的整理者来自报业媒体集团。报业媒体从事中医药口述历史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众求医问药和卫生保健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浙江报业集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中医药口述历史工作。2002年浙江报业集团所属的《今日早报》开辟“中医中药”专栏，该栏目每期都邀请一名老中医讲解中医养生知识，至2008年刊载的600多期栏目中，共有超过150名杭州名医亮相，浙江报业集团择取栏目精华，在2009年出版了《口述中医：名老中医访谈录》，该书首次将“中医”与“口述”两词连缀在一起，并出现在书名上。2006年广州南方都市报在“广州脸谱”栏目中对广州名中医李俊彪、袁浩等35人进行口述采访，并对采访结果进行数字化处理，在广州数字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南方都市报为进一步挖掘广州城市的历史与人文，对梁翰芬、何竹林等23个广州著名中医世家进行口述采访，最终在2016年出版了《岭南中医世家》，此书特点在于对受访人的祖父辈生平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挖掘，有助于还原近代广州中医史。
第四种则来自医学世家对自身医家门派的回忆，具有一定私史的性质。如2004年出版的《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是在广西中医学院的李阳波去世后，由李阳波的弟子刘力红、唐农、刘方根据其上课讲授内容进行回忆与整理，完成此书。该书基本还原了李阳波完整的学术思想。中医有父子相传且秘不示人的特点，如湖南周氏喉科秘传六代，正当壮年的第五代传人周彩云在43岁时去世，当时第六代传人周贱丰年仅14岁，而第四代传人周桂才已年近九旬。所幸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李凡成在周氏家传遗稿的基础上，利用口述方法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与整理，2008年《周氏喉科家珍》正式出版。正如南希·托姆斯(Nancy T·mes)所指出的：“现代生物医学的文献记录(尤其是自二战以来)却出奇地贫乏。随着时间压力的增加，科学家、临床医生和管理人员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反思性写作”。事实上，许多当代地方上的老中医因为忙于出诊和各种原因并没有留下太多文献记录，对于这些缺乏文献资料记录的中医门派来说，通过口述史进行抢救性记录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上述四种中医药口述史编撰主体中，作用与影响最大的是各中医药高校与报业媒体集团。从目的上看，前者偏向于专业发展，后者更偏向于健康知识与中医文化的传播。
此外，在海外研究方面，关于中医药的口述史研究与整理工作尚显不足。目前查阅可知的成果如1985年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与新加坡中医学院共同合作出版的《新加坡老中医访谈专辑：老中医录》，该书对陈占伟、何翼良等9位具有影响力的新加坡华人中医进行了口述采访，记录与保存了新加坡中医先辈的学术精华与中医史。台湾中华传统医学会从2003年至2021年分别出版了四卷本的《台湾中医口述历史》，对台湾地区的中医药史进行了梳理。美国方面，200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艾米·沃科普(Amy E.Warcup)的硕士论文《1971年以来美国中医史》探讨了中医引入美国过程中的发展兴衰、合法化、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各分支发展的一体化问题，作者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不仅实地前往杭州与成都进行田野调查，并使用了口述历史访谈方法，且直接将相关口述资料应用到了论文写作中。2012年，方小平在其著作《赤脚医生与西医在中国》中大量使用口述访谈资料，从赤脚医生的视角探讨了1968年至1985年中国广大农村的中西医竞争与融合问题。方小平对访谈资料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过去关于赤脚医生研究和论述的理想化倾向。
纵观中外这一时期中医药口述史的发展，一方面成果数量少，另一方面除个别研究外大多缺乏口述史方法的自觉。相关成果绝大部分只是作为医学专业内部的学术经验进行留存，或当作医学专业人士传记和人生故事的材料进行运用，而缺少对这些成果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分析与解释。
二、中西医并重政策下的项目化趋势
2007年，“中西医并重”与“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中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视。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的基本原则再次被强调。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中西医并重方针反复被强调。2007年对中医药口述史发展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国家在政策上对中医采取扶持态度，更多资源的投入使得中医药学界大量项目得以立项，这其中就有很多中医药口述史项目。如果说2007年之前的中医药口述史研究还是零星出现，那么在2007年之后则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
如于2007年出版的《百年北京中医》，该书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持项目“20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课题成果，该课题在进行过程中自觉对健在中医药老专家及其子女进行了采访，收集了大量口述资料。该书在撰写1949年至1955年北京市医疗背景时，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即主要依靠口述材料进行编写。再如2012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宗明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医文化基因及其传承研究”和作为子课题负责人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获得立项资助，中医文化系列访谈第一次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2015年，其相关成果《传承中医文化基因：中医文化访谈录》出版，该书采访了12位中医界与中医文化研究者，针对新时代中医文化如何自立自强的问题进行了访谈与资料收集的工作。《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还开辟“中医文化系列访谈”专栏，专题发表了相关成果。2018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启动“龙江医派”口述史项目，该项目是在2016年“龙江医派”被批准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基金、佳木斯市社科联2018年重点课题以及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科研基金项目的资助才得以展开。
如果检索这一时期中医药口述史论文与专著会发现，大多数成果都有国家或省市各级项目资助。中医药口述史的“项目化”发展，在使该领域相关口述史作品数量增长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弊端。正如成都中医药大学档案馆李园园所指出，采集内容过于单一，开发利用率低，口述档案内容深度不够，价值参差不齐。从医学内史的角度看，这些项目响应了2018年《人民日报》的倡议——“重视‘人’的资源，关注健在的国医大师和各级名老中医专家，做好口述史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从医学外史的角度看，对医学领域个人参与者的采访打破了过去对机构和组织(制药公司、专业协会、政府部门)的过分关注，探索了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的行动和观点，使得个体的动因得以进入到历史叙事。但同时，由于缺乏跨学科的视角，尤其是缺乏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介入，使得这些项目虽多，仍旧缺少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分析与解释。
三、中医药口述史的系统化收集与整理
近年来，中医药口述史发展的一个最新与最显著的趋势，即中医药口述史与档案工作相结合，这使得中医药口述史的发展真正“落地”，呈现出正规化与体系化趋势。早在2009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就开展“喜迎中华盛世，见证母校辉煌”口述校史行动，该项目主要依靠学生进行采访。2014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张晓红提出在中医药图书馆进行口述历史档案建设的想法，并提出建立稳定团队、确立研究选题、口述史料的开发与利用等建议。根据李园园调查统计，截止到2019年，在全国23所中医药大学里，只有广州中医药大学(2009年)、长春中医药大学(2016年)、浙江中医药大学(2018年)、湖北中医药大学(2018年)、上海中医药大学(2019年)5所高校曾经或正在开展口述史工作。近年来，全国各大中医药大学纷纷开展相关口述历史项目，并有意识地将中医药口述史与档案的开发利用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全国各中医药大学的口述档案开发往往是孤立的，并不完全能够了解其他机构的情况，建立各中医药大学的口述档案联合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7年8月，国家档案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DA/T59-2017)并在2018年1月1日开始执行，诸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各高校档案馆也开始执行此标准，该标准对口述历史术语、采集过程、整理、保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标准化的规范。2019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成立口述历史中心，该中心的目标是“以口述历史的方法，对中医人才、史料、诊疗技术等进行抢救性挖掘保存、整理和研究，弥补常规中医药学研究方式方法和形式的不足。”近年来标准规范的引入以及专门化中医药口述历史中心的成立，使得中医药口述史显现出更好的发展情景。
自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运动复兴以来，医学一直是最活跃的收藏领域之一。作为该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彼得•奥尔奇(Peter Olch)在1969年曾估计，在所有口述历史访谈中，约有四分之一与医学或卫生保健有关。参考美国经验，中国中医药口述史相关的成果数量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不过，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当代中医药口述史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口述访谈的叙事取向上看，许多访谈都存在进步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倾向。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很多中医药口述史项目原本就是为了对个人或机构(诸如校庆)进行纪念，这也反映出目前的中医药口述史更多是在保留受访者的声音，而缺乏采访者更具批判性的审问。
其次，从采访对象来看，过分集中在大名医，甚至出现个别大名医被过度重复采访的现象，而缺乏对基层中医生、护士，尤其是对病人的采访。当前的中医药口述史项目主要关注专业内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虽然这可能是口述采集的第一优先事项，但研究者必须开始考虑更广泛的医学社会背景，例如医患关系的性质变化、病人对医疗权威的看法以及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等。在口述史项目中，通过中医生的叙述常常可以看到成功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医疗时刻，但在网络媒体的留言里又可以看到病人或家属不同的叙述与抱怨。在古代与近代的医疗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难以找到病人的声音，而在今天，借助口述史这一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的困境。
再次，目前的中医药口述史项目主要以采集、记录与保存为目的，缺乏深入研究与应用。如傅斯年批评田野考古“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口述史不仅是记录过去，更是个人对过去的认识与理解，因此研究者需要对其进行深度解读，探索人们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记忆，什么被遗忘或记错以及这些记忆对现在又意味着什么。
最后，中医药口述史需要中医药高校加强与其他专业的联系与合作，并积极借鉴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以推进中医药口述史发展的新方向与新领域。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2年第一辑
排版来自：“中医药历史与文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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