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新英格兰的历史经验、共同的革命经历以及对普世自由主义价 值观和理想的信奉基础之上。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具有一种独特 的国家身份——“自由的捍卫者”，注定要在世界上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并因此对美 国外交政策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为 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捍卫国际正义和传播自 由、平等的人类理想；其二是乐于在对外关系中不断寻找“他者”，即所谓“自由的敌人”并加以消灭，导致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和滥用自身巨大的力量，给其他国家和国 际事务带来灾难。
历史研究2003年04期
政治哲学家认为，除了世界主义者和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外，每个人都需要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不仅是个人最重要的集体认同，同时也是国家主权合法 性的来源。所谓国家认同通俗地说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 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注：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12页。)，而所谓“这个国家究 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的独特性。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 性可能是族群血缘或语言文化，也可能是社会与政治制度，当这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 所认同并进而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也就成为所谓的国家身份。一个国家的国家特性或 国家身份会反映到该国行为方式中去，对该国的外交政策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美国著 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言：“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 家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实施本国外交政 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独特性的巨大影响。”(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6,p.51.)
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却一直忽视国家身份或国家认同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而主要从国 际体系、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以及决策者的个性等层面探讨美国外 交政策的根源。随着冷战后世界范围民族主义的复兴和美国国内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身份、认同与政策主张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国家认同 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意义在于国家认同与国家身份构成国家利益的基础，它决定着一 国的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在国际社会中应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以及自己的国家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从而深 刻地影响该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取向。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国家利益来源 于国家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 们的利益是什么。”(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In 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 ,p.11.)而如果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则不仅会引发国家的分裂，也会导致在国家利益问题 上共识的瓦解和外交政策的混乱。事实上，美国外交中的很多重大特征的渊源都可以在 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中找到。但是，学术界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其外交政策之间关 系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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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对传统美国国家身份的解构和挑战，近几年对美国国家认同的 讨论在美国学术界逐渐成为一个不小的热点，并与现实的移民政策和民权政策纠缠在一 起，与国家认同问题相关的族群认同问题更是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显学。大体说来，美 国学术界在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种理念国家(idea-nation)，美国人没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美国人是通过 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 的”，“美国人共同拥有的东西仅仅是共同的信仰，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机会均等的信仰 ”。(注：John O'Sullivan,America's Identity Crisis.National Review,vol.46,issue 22,Nov.21,1994.)换言之，美国是建立在抽象的自由民主哲学之上的无民族的国 家(nationless state)，只有美利坚理念(American Idea)，而没有美利坚民族(注：Michael 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The Free Press,1995,p.3.)。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在国家认同 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取向。著名学者西蒙·利普塞特认为：“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围绕 一种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注：Seymour 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W.W.North & Company,1996,p.31.)持这种国家认同 观的人被称为“民主普世主义者”(democratic universalist)。
第二种观点属于多元文化主义取向。同所谓的民主普世主义一样，多元文化主义者也 不承认美国是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为美国是一个有众多民族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nations)，是由五种文化或五大族群(ethnic groups)组成的联邦，是一个微型联合 国，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五大族群是：白人、非洲裔美 国人、拉美裔人、亚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注：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pp.1 —2.)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从来就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注：John O'Sullivan,America's Identity Crisis.National Review,vol .46,issue 22,Nov.21,1994.)。美利坚民族同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也是一个主要由共同 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和共同的地域文化定义的具体的历史共同体。美利坚民族与其他民 族在细节上可能有差别，但在种类上并无不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共同的语言、 风俗和记忆构成美利坚文化国家的特性。这种看法可称为在美国国家认同上的族群—文 化观点(ethno-cultural view of American identity)(注：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pp.259—261.) 。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普世民主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取向，也反对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国家 认同观。
以上三种观点各执一端，互有短长。意识形态取向的国家认同观把美国的国家认同等 同于对普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理论上似乎能够解释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群的美 国人何以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但是在实践中显然与移民争相融入主流文化的现实不符 ，仅仅认同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能保证一个人被承认为美国人，普世自由主义的国 家认同更多停留在官方辞令和公共话语之中，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不如说是一个神话。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认同观夸大了族群亚文化的影响，把族群认同提升到国家认同的 层次，存在从根本上解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危险，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20世纪6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后的美国现实，但却无法说明早期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至 于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族群—文化观点虽然颇能解释早期、特别是建国前后的美国历史 ，但没有看到美国国家认同的独特性，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现实也格格不入 。本文尝试在美国国家认同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独特的国家 认同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特点
不像有着久远历史的其他民族，美利坚民族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在革命以前， 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殖民地会从英国独立出来并实现联合和统一。当时殖民地人民最高忠 诚的对象是大英帝国，其次是所在的殖民地。最早萌生独立意识并被誉为“第一位美国 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直至1760年还称自己为“英国人”，并对英国占领加拿大感到 “真诚的高兴”。(注：Jared Sparks(ed.),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Boston ,1837,vol.4,pp.41—42.转引自Winthrop S.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70,p.xix.)一直到宣布独立的前夜，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基本 上没有改变。
在忠诚于英国的同时，殖民地人民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与英国的不同之处。北美地域 辽阔、资源丰富，拥有远比英国本土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享有比 英国还多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因此在殖民地人民的眼里，他们在北美的“家乡”是 受到“上帝特殊赐福”的地方(注：Max Savelle,Nationalism and Other Loyalti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4,July 1 972,pp.903—904.)，特别是宗教自由成为区别于英国并进而产生美洲独特性意识的核 心因素。美洲独特性意识的出现虽然在最初与对英国的忠诚和认同并不冲突，无论居住 在何方，他们都是英帝国的一个成员，但毕竟，居住在美洲使他们产生一种地方性的荣 誉。新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新大陆的繁荣被视为上帝格外眷顾的标志，新大陆的居民 被逐渐赋予了某种神性，在新英格兰逐渐出现了这样一些说法：殖民地人民是上帝的选 民，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新英格兰被视为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迦南。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美国人的这种独特性意识得 到了更世俗的表达，美国人相信，殖民地的自治传统和政治体制使英国的自由理念在美 洲变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殖民地社会是实现英国理想的范例，因此自由和平等“已经作 为神圣的东西积淀在每一个美洲人的心中”(注：Lia Greenfield,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Knud Krakau(ed.),The American Nation,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Munster:Lit,1997,p.2 4.)，是为不证自明。而这也正是区别于英国的标志。
殖民地人民是生活在一个不同地区的不同种类的不列颠人的思想，即美洲独特性意识 ，在1763年后特别是独立战争期间逐渐演变成与英国分离的思想，一种自觉的美洲认同 开始萌芽。
《独立宣言》的出台标志着殖民地对英国认同的瓦解。但是即使在其签署者的思想中 ，《独立宣言》也并未制造出一个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宣言只是表明13个殖民地从英 帝国分离出来，并以13个“自由、独立之邦”组成“联合的殖民地”，共同反抗英国。他们放弃了对英国的忠诚，但新的忠诚对象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新的美利坚国家而 是各自所在的殖民地。事实上，脱离英国并不意味着13个殖民地要组成单一的国家，相 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英国断绝关系反而意味着破坏了各殖民地同属英国的共性，并突出 了他们之间的不同。
经过邦联时期的困境，1787年宪法终于克服了地区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对统一的美利 坚国家的认同，实际上正是宪法“制造”了美利坚国家。作为革命历史的象征，宪法表 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想像：美国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革命的传统和遗产中得到巩 固，在一个新的共和国里享受“自由的赐福”(像宪法里宣称的那样)。宪法成为“国家 认同的替代物”。(注：Robert Middlekauff,The Imperfect Uni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收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1994年，第404页。)
但是围绕宪法的争论表明，国家认同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州权思想以及在州 权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对州的忠诚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非常强烈，州认同并非是从属于 国家认同的次一级的集体认同，而是同联邦争夺最高忠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1787年宪 法建立的联邦是一个不完善的联邦(imperfect union)，统一的民族和共同的革命传统 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分裂图谋、杰克逊时期南卡罗 来纳州对联邦国会法律权威的否定和1861年的内战证明，美国在建国之初并未建立一个 稳固的国家认同，对本州的忠诚削弱了对联邦的认同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典型的 例证是在美国革命过去80年后，担任南部邦联军司令的罗伯特·李仍然说，弗吉尼亚是 他的“国家”，他将忠诚于弗吉尼亚，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为捍卫弗吉尼亚，他“不 惜为她驰骋疆场，必要时可以献出生命”(注：詹姆士·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 》，贾秀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美国牢固的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确立是在内战之后。南部的分离行动使州权思想失去了 权威性，内战消除了过去对州和国家的双重忠诚，南部脱离联邦和内战的爆发向美国人 展示了双重忠诚的危害，州不再具有与联邦竞争国家性忠诚的权利。内战以及内战后的 重建标志着对联邦国家的认同彻底战胜了对州的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在地理和政治上 得到了具体化，其意义不亚于革命和制宪。爱默生写道：“内战之前，我们的爱国主义 是节日和夏夜的礼花、礼炮和小夜曲，而现在，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注：Lia Greenfield,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Knud Krakau(ed.),The American Nation,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p.45.)
那么，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把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联结成为一个 单一的民族共同体?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认同的又是什么呢?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或 者说构成美国身份的要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在这一经验基础上产生 的共同的文化；二是对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的信奉。
所谓共同的历史经验是指新英格兰的历史经验和13个殖民地人民共同的革命经历。
在美国独立之前，殖民地80%的居民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他们被共同的对大不列颠的 忠诚联结在一起，分享不列颠民族的记忆、文化传统和权利。但同时殖民地在北美大陆 二百多年的拓殖经历也产生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这些独特的历史 经验和集体记忆，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忠诚和信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国人自 己的身份意识和认同观，并最终导致一个分离的民族认同意识——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 成。
一般认为，美国自身的历史起源于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但一直到独立战争 爆发前，13个殖民地是各自独立的，他们分属于大英帝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实” 的共同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想像”出一个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新英格兰在缔造这种共同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作为美国认同基础的 独特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新英格兰的历史，而并非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历史，“美国思 想史家普遍同意，我们必需转向新英格兰来探讨(美利坚)民族国家思想的起源……新英 格兰首先形成未来民族的雏形”(注：Wilbur Zelinsky,Nation Into State:The Shifting Symbol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Chapel Hill,NC,1988,p.231.)。
英属北美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是1607年建立的属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敦，新英 格兰的普利茅斯殖民地要比詹姆斯敦晚得多，但是在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起源神话中，其 地位要比詹姆斯敦重要得多，文化上的美国历史不是起源于1607年詹姆斯敦的建立而是 1620年的五月花公约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普利茅斯对美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象征意 义。新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始祖的故事成为美国起源的史诗般的记述，在这些记述里，美 国的起源被描绘成上帝的精心安排，移民始祖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特殊的选民，他 们承担一种特殊的使命，这就是在北美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典范，并最终在上帝的安排下 拯救世界。这一阐释成为美国历史永恒的主题和美国人自我身份的定位。“至少直到一 战之后，美国人一直是在新英格兰特有的概念和范畴里理解它们自己的身份的。”参议 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J.Beveridge)说，他虽然是“弗吉尼亚的儿子”，但他 愿意承认每年12月22日纪念第一批清教徒于1620年在北美登陆的祖先纪念日(Forefathers'Day)是美国公民身份的诞生日，因为“清教原则是共和国的灵魂”。(注 ：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p.2.)
新英格兰人对自身起源的阐释强调的是一种美国独一无二和例外的思想以及对一种天 赋使命的信念(注：很多国家都有“例外论”或使命的思想，但是在美国人看来，美国 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例外论都是例外的”，“其突出特点是例外论与美国一起诞生”。换言之，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产生例外论和使命思想并将其作为论证自己 扩张行为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而美国则是在这种例外论中诞生的，也就是说在其非常弱 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思想。因此例外论构成美国人自我形象和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参见Reinhold Niebuhr and Alan Heimert,A Nation So Conceived: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From Its Early Visions to Its Present Power.Westport,CT,1 983,p.123))，这一点为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新英格兰的这种独 特历史经验逐渐扩展成为整个美国的集体记忆，并形成美国早期国家认同思想的基础( 注：新英格兰之所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很多原因。其一是与其他殖民地起源于商业冒 险或英王的封赏不同，新英格兰起源于清教徒自发的谋求自治和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 是以拓荒者(planter)的身份，以家庭和教会团体为单位来到新大陆，并组成了一个社 区共同体，而其他殖民地大多是商业冒险者为追求财富而来，缺乏共同体意识，难以作 为一个公民社会的起源，而且拓荒者显然比冒险者更具有道德上的荣誉感和崇高感。其 二，新英格兰人把他们的历史看作是上帝的启示录和神意的展示，他们感到有责任记录 上帝的启示和移民始祖非凡的事迹以防止被后代忘记，因此新英格兰有详细的历史记录 并把早期清教徒描绘为英雄般的人物，以便让后代缅怀始祖光荣的过去并传承这一历史 。这在其他殖民地都是不可想像的。其他殖民地保留下来的早期历史文献更多是个人的 冒险经历或为了满足英国人的好奇心而撰写的零散的回忆，无法作为美国起源的历史记 录。其三，最重要的是，新英格兰人对自己历史的解释赋予美国早期移民和开拓史以一 种非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满足了一个民族神化自身历史起源的需要，使新英格兰人 ，继而使整个英属殖民地普遍相信新英格兰和整个美洲的发现是上帝的安排，美国人乃 是上帝的选民，并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参见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pp.3—4))。17 75年7月6日，大陆会议通过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宣称：“我们的 祖先，大不列颠岛屿的居民为了公民和宗教自由离开他们的故土在这些海岸边定居下来 。他们以血的代价和生命的危险，通过艰辛的劳动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在美洲遥远的、 荒凉的荒野上建立了定居点。”(注：Henry Steel Commager(ed.),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58,pp.92—93.)这一决议实际上表明新英格兰对美国起 源的记述和对美国历史的崇高意义的赋予得到了普遍的、官方意义上的承认。纵观各个 国家的历史，祖先的光荣往往是民族主义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早期新英格兰的历史大 体上相当于大多数民族起源历史上的神话时代。
如果说新英格兰的经历泛化为整个殖民地共同的历史经验多少还是一种“想像”的话 ，独立战争与革命则是所有殖民地切切实实的共同经历。联合起来的共同抗英事业实际 上是13个殖民地最早的“共同”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共同”的历史中，诞生了美利坚 民族国家。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共同的革命与建国经历被赋予了一种极为崇高的意义 ，开国元勋被赋予了“半人半神”的地位，他们的事迹成为凝聚美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 经久不衰的神话。美国学者詹姆斯·罗伯逊曾这样评价革命经历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中 的作用：“革命造就了美国。革命团结起了分属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它们都成了美国人 。美国革命肯定了它们的新世界经验的共同性，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背景和共同的历史 ，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注：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第70页。)。
后来的美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也正是试图通过强调共同的革命经历以强化美国的国家认 同，革命经历成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美国政治传统的源泉。在 美国的政治话语中，革命前的岁月更多地掩映在“史前”传说之中，其重要性远不如建 国以后美国人“共同”的历史，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更多是为说明和解释后来的革命的起 源服务的。“在所有的标准历史教科书中，1776年之前的漫长岁月、芸芸众生，都被视 为美国革命及以后岁月的前奏曲。尽管从1492年至1776年那段时间比从1776年至今这段 时间还要长几十年，美国人和美国史的作者们却把绝大部分时间、空间和经历倾注在17 76年以后这段时间里。”(注：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第69页。)正如研究民 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厄内斯特·雷南所言，“国家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众人具有许多 共同点，也同时遗忘了许多事”(注：《何谓国家》，《中外文学》(台北)第24卷第6期 (1995年)，第7页。)，无论是遗忘还是记忆都是为了塑造某种共同性以增强共同体的凝 聚力。
新英格兰历史和革命经历一脉相承，成为美国人所谓“共同的历史经验”，并通过教 育手段、媒体和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构建美利坚国家认同的强有力的因素。
然而，同其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同，美国自身的历史毕竟是极为短 暂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也是相当薄弱的，特别是对于建国后大批涌入的新移 民来说，共同的历史经验是不存在的。那么美国靠什么来凝聚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 的血缘、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移民认同于美利坚共同体?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国化运动使 移民逐渐融入主流文化，更重要的则是把是否认同普世性的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和政 治理想作为美国身份的主要标志，换言之，美国认同的基础不是族群特征(ethnicity) ，也不单是前述的共同历史经验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还包括对美国式自由主义 原则的信奉。在一定意义上，不论一个人的祖先是谁，背景如何，到美国后只要恪守一 整套理想就可以成为美国人，这套理想就是建国文献中体现的一整套普世的思想和原则 ：自由、平等、民主、立宪主义、个人主义、有限政府和私人企业制度。西蒙·利普塞 特称之为“美国主义”(注：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 ,p.31.)。
研究美国民族主义的权威学者汉斯·库恩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与通常 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很大不同”。他认为，“一般认为构成一个单独民族的那些要素 ，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领土都不存在 ，联结这个新国家的，同时也是把这个新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纽带不是建立在通 常的民族构成要素——语言、文化传统、历史领土或共同祖先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 理念之上，这种理念使这个新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引人瞩目”。那么这种理念是什么呢? 库恩认为这一理念就是约翰·洛克所代表的、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特别是权利 法案)中的英国的自由思想。他还认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族名来凝聚国人的情 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理念和思想的民族，“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 让自己认同这种理念”。(注：Hans Kohn,American Nationalism:An Interpretative Essay.New York,1961,pp.3,8—9.)
著名学者西蒙·利普塞特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围绕一种 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一个良善社会的本质的 教条。美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一种意识形态，这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自 由主义是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自由、平等主义、 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放任。”(注：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p.31.)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非常简洁地概括美国的意识形态认同，他说：“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美国的命运不是拥有众多的意识形态，相反它自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注：Kohn,American Nationalism:An Interpretative Essay,p.25.)
库恩和利普塞特等人无疑夸大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意义，但指出了美国 国家认同的独特性，即与主要基于族群血缘和文化共同性的国家不同，美国更加强调制 度和意识形态认同。
美国贬低族性和文化的作用，强调把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即所谓的“美国信条”作为 新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突出美国的独特性，促使占美国人口 80%的英裔移民在心理上与母国分离，正是美国作为普世自由的信奉者和人类自由的捍 卫者的形象把美国与英国区别开来，成为美国国家身份的标志；另一个动机是吸引移民 的需要。
殖民地人民最初反抗英国高压政策的目的就是捍卫他们从英国那里继承的、作为英国 人长期享有的自由。但是当殖民地人民决定独立的时候，他们捍卫的自由就不再是作为 英国人享有的自由，而是普世的、全人类的自由。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正是通过把英 国自由传统的普世化使美洲与英国区别开来，用人类自由的捍卫者身份激励殖民地人民 摆脱英国而独立。英国自由传统的普世化在革命时期三大重要文献——潘恩的《常识》 、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例如，潘恩为了打消殖民地 人民对母国英国的忠诚，在其《常识》里宣称：欧洲，而不是英国是北美的祖国，因此 殖民地人享受的自由也就并非来自作为英国人的权利，而是一种普世的权利，而殖民地 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府”，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权利”。(注：《潘恩选集》，马清 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页。)在潘恩看来，同英国分离就意味着英国价值 观的普世化。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若干不可转 让的权利”，不再是那些受英国习惯法保障的权利，而是来自“自然法和上帝的旨意” ，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权利的普世性。因此美国革命使“一直在英格兰和英属美洲存在 的作为历史上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种普世的启示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注：Kohn,American Nationalism:An Interpretative Essay,p.9.)。
不仅如此，当美国革命把自由原则普世化的时候，它也就承担了捍卫这种自由的责任 。美国人相信捍卫人类的自由理想是他们区别于英国人的标志，而革命就是在捍卫自由 原则的名义下进行的。美国人“越来越相信，美洲接替英格兰成为人类自由的受托人。它们相信，根据上帝的意旨，美洲注定将成为更纯洁、更自由的英格兰，强大、健康、 未被玷污，更加坚定地献身于自由”(注：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p.xxxiii.)。
正是这种普世主义自由思想和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形象把美洲与英国区别开来，成为与 英国分离的基础，同时这一理想也有助于消除各殖民地之间和后来的各州之间在地理、 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成为美国人心中的自己国家身份的标志。
建国后，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更是有意识地把自由原则作为构建国家身份的基础。一代代美国人所熟知和接受的美国革命和建国神话所表达的主题就是对自由的捍卫。“ 根据该神话，美国革命缔造了永存的美国政治制度，该制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美国革 命申明了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 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对内战的记忆和解释也表达着同样的主题：“ 自由和永不泯灭的民主在内战中获得再生”。(注：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 第71、114页。)这一主题体现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撒播在千百万美国中小学生的 心上，深深地印在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里。在对美国历史的阐释中，对自由的热爱是美 国最深厚的传统和国家历史的主题。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看来，美国的建立根本 上就“不是为了制造财富，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愿望和理想——在人类社会发现和捍卫自 由”(注：Bruce W.Jentleson and Thomas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vol.2,p.344.)。
无论是新英格兰的历史传说还是革命神话所极力表达的都是这样一个主题：美国，一 个自由的民族，承担一种特殊的使命，是人类自由的捍卫者，这是深植于美国历史文化 和政治经验中的美利坚民族的形象。在美国人心中，正是这一形象把美国与其他民族区 别开来，赋予了美国人特殊的国家身份，成为美国独特性的标志和国家存在的理由。这 一形象在历史上战胜了不同族群的血缘与文化纽带，也战胜了州权论者对各州的忠诚， 构成美国国家认同的主要基础。
普世自由主义原则不仅是建构美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需要，同时也是吸引移民 和凝聚移民对美国情感的需要。移民社会的特征使对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信仰的强调显 得极为重要。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民族构成日益多样化，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 血缘和文化。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文化越来越不可能提供政治社会所需要的共识和 统一的基础，依靠主体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认同也越来越困难，因此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 越强调各个族裔都能接受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美国的政治价值观与自由理想以及体现 这一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个人不管其精神寄托是来自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 斯兰教还是其他任何宗教，也不管在族裔文化上是属于英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墨 西哥人还是华人，只要认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捍卫和遵守宪法，就可以形成对美国 的国家认同，成为美国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认同 。
厄内斯特·雷南曾言，国家精神的凝聚是由两个要件构成的，“其中一项和过去紧密 相联，另一项和现在休戚相关。前者是共享丰富传承的历史，后者是今时今日的共识… …所以国家是由患难与共的感受和立志奉献的情操整体凝聚而成。国家预设了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到了现在便化约成一项明显的事实，那便是国家认同……正如个人的存在代 表的是分分秒秒的自我肯定，国家的存在可以说是时时刻刻进行的公投。”(注：《何 谓国家》，《中外文学》(台北)第24卷第6期，第15—16页。)正是以新英格兰社会和美 国革命提供的“丰富传承的历史”和对自由理念的“今日共识”，提供了美国国家认同 的两个基本要件，把13个殖民地联结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国家共同体。如果 说在建国初期，历史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共识这两个要件作为支撑美国国家认同的两大 支柱还大体上势均力敌的话，那么随着移民来源愈益多样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国家认同中的历史文化因素越来越减弱，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越依赖政治意识形态和制 度的共识。
美国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正如一个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会根据其自己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一样，一个 国家大多数国民对本国独特的自我形象和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可能会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 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如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与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和 百年屈辱史的共识和认知基础上的，这种认同对中国国家目标和外交风格的潜在影响就 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并使中国外交带有强烈的御侮雪耻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冷战后欧洲 大陆兴起的欧洲认同对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外交的影响，则可能在于强调欧洲在国际事务 中的独特作用和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就美国而言，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缺 乏共同血缘和集体记忆的移民国家，美国国家身份和稳固的国家认同在建国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一直难以确立，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身份一直模糊不清。经过长期的历史演 变，大多数美国人认同普世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并把“自由的捍卫者”作为美国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特性和身份的标志的时候，美国人对这一身份的认知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力 量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由的捍卫 者”，美国应该在世界上发挥一种独一无二的作用，即捍卫和促进普世的自由。这一方 面是政治家的辞令，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民众普遍的信仰。
毫无疑问，美国对外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圭臬，以追求美国的强大为目标。美国外交 中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与其他民族国家没什么两样。但是美国外交也具有某种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于，美国人对自己独特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的认知使美国外交还具有一 种强烈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在近代历史上，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是以实现一 种普世目标来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正是这种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认同决定了美国的一 大国家目标——在全世界捍卫和促进自由，并衍生出美国特有的使命意识和扩张思想。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由的捍卫者”成为美国人引以为荣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国家身 份。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布鲁斯·詹特尔森所言，“美国对外关系从来都没有仅仅纠缠 于传统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无论好坏，在世界范围促进民主价值观和理想从共和 国的初期岁月起就成为‘国家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规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扮 演的特殊角色”(注：Jentleson and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vol.1,“introduction”,p.22.)。不管这一目标是否像美国人自己宣称的 那样真诚，但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捍卫和促进自由的理想已成为美国国家目标中不证自 明的东西，成为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注：美国学者唐纳德·纽奇特莱恩提出美国国家 利益包括四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促进美国拥有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美国国 家利益委员会1996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中列举的美国重要国家利益之一就 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鼓励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化。(参见Donald E.Nuechterlein,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A Time for New Approaches.Orbis,Spring 1979,p.76))。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会怀疑美国负有捍卫自由的使命，他们 所争论的只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手段和方式，是消极地树立典范还是积极地推广美国的理 想。
在新英格兰人对自我身份的阐释中，殖民地人民就是一个享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 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他们是与上帝签订了誓约的人，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与上帝定约 一样，到新大陆来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为全人类树立一个典范，并在上帝的特 别眷顾和委托下，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注：潘恩在《常识》里号 召殖民地人民脱离英国而独立，以便“接待(自由)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 避难所”。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牧师在纽约市庆祝独立战争结束的 宗教仪式上说：“上帝已经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通过我们今天庆祝的 这场革命，上帝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参见《潘恩 选集》第37页；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p.55))。美国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的形 象是美国政治家的演说、著作以及历史学家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字眼，成为美国人普遍相 信的自我形象。与避难所和典范这一形象紧密相连的是美国扮演着自由的卫士角色。在 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神话所诠释的美国革命目标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人类 捍卫自由。1837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说：“上帝已经 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了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 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注：J.D.Re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D.C.,1897,vol.4,p.1527.)很多美国人 坚信，美国的典范力量将在世界其他国家唤起争取自由的革命，直到整个世界都获得自 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林肯称美国是“世界最后的、最佳的希望”(注：Tony Smith,Making the World Safer for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2,Spring 1999,p.173.)。
而在很多情况下，“仅仅被动地成为与自由相关的美德的避难所并非美国革命的使命 ，美国应该主动地拥护自由事业，在全世界扩大自由的基础。”(注：罗伯逊：《美国 神话美国现实》，第89页。)因此，捍卫自由不仅仅通过典范，更重要的还要在国外促 进自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一段话非常有力地解释了美国独 特的国家认同与推广自由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与中国相反，美国人没有一种共同的历史感，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各地，是被一种共 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 的。此外，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美国人没有认为这种 价值观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间的文化差异的信念，他们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 状态。此外，既然这种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美国人，而且还吸引世界各地 的人向美国移居，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定具有国际感召力。如果《独立宣言》适用于美籍意大利人，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如果葛底斯堡演说 说出了美籍华人的心愿，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美国不 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对这种价值观的 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这些价值观在国内的信誉。(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中的台湾、西藏和香港问题》，收入埃兹拉·沃格尔主编《与中国共处：21 世纪的中美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自由的生存与其他地区自由的实现息息相关，美国自由的命 运“取决于世界自由的生存和发展”(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纽约外交学 会研究报告》，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9—50页。)，因此美国 不仅应该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同时也应该是普世自由的捍卫者。1984年美国驻菲律宾 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W.Bosworth)曾言：“我们强调对民主的支持不仅因为 我们自身的经历使我们对其他民族的民主报以极大的同情；惨痛的经验也使我们相信， 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和巩固有效的多元民主制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注：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New York,1991,p.256.)美国参与的世界性战争表面上几乎都以 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威尔逊卷入一战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更加安全”，二战中美 国的目标是捍卫“四大自由”，投入冷战则是为了反共和保卫自由世界。肯尼迪在就职 演说中的一段话也许最能反映出捍卫和促进自由在美国国家目标中的地位。他说：
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乃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我们要在此时此地向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的敌人同时宣告：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这一代人出生于本世纪，受到 了战争的锻炼，经历了充满艰辛困苦的和平的磨炼，深为自己悠久的传统而自豪；因而 他们不愿看到、更不允许那些人类权利遭到逐渐剥夺……为了保障自由的生存和胜利， 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负，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对任 何敌人。这就是我们所做出的保证。(注：李剑鸣、章彤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
“捍卫自由”几乎是美国历任总统的口头禅，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最能 打动公众舆论的政治词汇之一。这一外交目标乃是基于美国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最基 本的国家认同理念，除非解构美利坚国家，否则“捍卫自由”的理想在美国外交中就不 会消失。
把捍卫和促进自由作为公开宣称的美国国家目标带来的必然是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 ，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会走上全球干涉之路，仅仅从地缘政治扩张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 利用美国战后独一无二的巨大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感召力在全球范围实现美国的自由 理想是美国战后扩张主义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美国人看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 战后初期那样为美国提供了如此最佳的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机会，并如此需要美国承担其 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来抗击所谓“集权国家”对自由的进攻。依靠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国 家认同的国家必然在外交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甚至使命意识，在这一点上，其实美 国与前苏联颇有共同之处。
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对美国外交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具有寻找“他者 ”的倾向。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族性，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没有 共同的历史积淀，而只有共同的反叛的经历，美国不得不自己发明那些欧洲通过继承就 获得的东西：团结意识、全部的国家象征符号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并倾向于“就其对 立面来界定国家的意义”(注：David Ryan,U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2000,p.13.)。对立面的存在对于凝聚一个多元的没有共同血缘的共 同体的团结和统一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内政来界定其国家身 份的，而对于美国来说，对外政策对界定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强化其国家认同却特别重要 。从逻辑上说，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形象是以自由的敌人——专制、独裁与集权的存 在为前提的，“如果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奉献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的原 则，如果没有了邪恶帝国出来威胁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什么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呢?”(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In Wittkopf and 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2.)
萨义德曾言：“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 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 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 自己的‘他者’。”(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年，第426页。)这一点在美国尤甚。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是在与一个不受欢迎的“他者 ”的比较中构建其国家认同的。而这一“他者”被界定为自由和共和制度的反对者。殖 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担心英国在阴谋消灭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通过研究革命前夕的小册子和其他宣传品发现，导致 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英国的关键因素是一种阴谋论。殖民地人民把英国对殖民地的一系 列政策视为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认为阴谋策划者的短期目标是让殖民地人民俯首帖耳， 最终目标是取消殖民地享有的所有体现在英国宪章中的权利和特权。(参见Bernard Bailyn(ed.),Pamphlets of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vol.1,pp.55—84))。在建国时期，美国人无法在文化上把自己同英国区别 开来，因此不得不转而在政治上区别于英国，美国人心中的“他者”就是英国，代表着 腐败、专制和贵族政治；美国则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共和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为了在缔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极力塑造与欧洲不同的形象以及去除欧洲因素的集体记忆，美国 一直在与欧洲的对比中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欧洲是“旧世界”，其特性是暴政、君主 专制和帝国主义；而美国则是“新世界”，代表着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制。门罗宣 言中的两大体系说实际上就是把欧洲体系与美洲体系相对立，暗含美洲与欧洲的不同以 及美洲的优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之后，不再把自己视为欧洲的对立物，美国变成 西方文明的领袖，而这一文明的挑战者——希特勒德国和后来的苏联则成为自由的敌人 、美国人心目中的“他者”。冷战时期，美国两党和公众舆论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问题 上空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美国人心中的邪恶帝国和自由的敌人——的存在大 大强化了美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共同的国家认同。简言之，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使美国 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 持团结和凝聚国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对美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就是“他 者的丧失”，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的敌 人，美国作为自由的捍卫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冷战后美国社会普遍提出的一个 问题是，“没有了冷战，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In Wittkopf and 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2.)特别是在缺少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威胁的敌人而多元文化主义又导致国内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美国在对外 关系中越发难以界定其国家利益。好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重新找到了一个“他者”， 即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外交话语中，美国的“他者”一般不会 被描绘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对手，而常常是“自由”的敌人，因为既然美国是世界自由 的象征，美国的敌人自然也就是自由的敌人，自由与美国乃是一体。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九一一事件次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开篇不是称美国遭受了袭击，而是“自由受到 了恐怖主义分子的蓄意攻击”，而恐怖分子之所以选中美国也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机 遇之灯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因此美国“将奋力向前，捍卫自由”。(注：布 什演讲内容转引自林国荣、赵晓力《布什总统的修辞与意图》，《战略与管理》2001年 第5期，第98页。)
寻找“他者”的冲动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根据摩尼教明暗对立的世界观区别 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并将其分类”(注：Ryan,U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istory,p .13.)，即习惯于用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这种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模式来观察国 际事务，这种思维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经常是灾难性的。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不断地寻 找心目中的“他者”——自由的敌人并加以消灭，美国总统布什在摧毁塔利班和基地组 织后很快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圈定为“邪恶轴心”就是一个明证。
结语
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利弊参半的。它导致 美国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为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捍卫国际正义和传播自由、平等的人类理想。美国支持18 48年欧洲革命，在二战中站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最前沿，提出“四大自由”原则，以 及在二战后倡导建立联合国，成功地把日本和德国改造成民主国家，都体现出美国外交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积极贡献。20世纪国际秩序的进步与美国外交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但是，美国在其实力强大之时，则过分渴望向世界传播美国的典范，并不断寻找自 己心目中的“他者”和所谓“自由的敌人”加以消灭，导致美国走上全球干涉之路，滥 用自己的巨大力量，不仅给其他国家和国际事务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损害了美国的 利益，越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捍卫自由也会成为一些政客掩饰 其追求国家私利的招牌和动员民众支持的口号，外交中的普世主义演变成霸权主义。早 在1821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警告说，美国应该“真诚希望”所有人 都获得自由，但“将只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美国“不应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消灭 ”，否则，美国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 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美国可能会赢得这些战争，但是 随着其政策基础“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为武力”，美国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并 成为“世界的女独裁者(dictatress)”。(注：Walter A.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7,p.37.)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应验了亚当斯的预言。越战之后美 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教训，在对外干涉方面一度非常谨慎，但只要美国独特的国家认 同模式不改变，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涉主义外交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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