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记者眼里的王伯祥
□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王伯祥去世了，我感到很惋惜。十几年来，我多次采访过他，他在我心目中是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好人、好官、好党员。有位寿光干部写过一首散文诗《你是一棵树》，其中有两句：“看到杨树一行行，想起当年王伯祥。”
王伯祥确实是一棵扎根沃土的大树。
“你是王伯祥吗？”
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王伯祥家，采访了他的老伴侯爱英。我们请王伯祥回避。
采访开始，侯爱英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抬起头的时候，却是一脸泪水：“他当县委书记时从来不知道家。俺明白，他难啊，别人都瞅着他。他也不是没有感情，那时他忙，早出晚归，见不上孩子，经常半夜回来，想孩子了，他就拉开电灯，一个个瞅瞅。”
王伯祥爱孩子，但在孩子眼里，他却是位严父。记得那天在王家采访，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开始我跟他的大儿子在楼下客厅聊天，他大儿子很放松地歪靠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他说他爸爸很傻，光知道干活。忽听到楼上的脚步响，只见他大儿子立即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闻听父亲的脚步声，当儿子的都紧张。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说起跟着王伯祥受的“委屈”，侯爱英忍不住又抹起眼泪。王伯祥这个人很执拗，刚当上县委书记不久，一个亲戚来看望，拿了两个西瓜，王伯祥不让进门，争来争去，把西瓜掉地下摔碎了。亲戚说：“不就是俩西瓜吗？至于这样！”王伯祥毫不让步：“知道的，人家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后门的呢。”亲戚觉得王伯祥不通情理，气愤地离去。还有一次，下来了新蒜薹，有个老同事给他家送了两把，王伯祥知道后，漫着墙头把蒜薹给撇出去了。他从心里很烦这一套，他有个口头禅：“有事到办公室说，拉拉扯扯，这是搞得啥！”
王伯祥在任时，没有闲暇，退下来后偶尔陪着家人散散步。侯爱英记得，有一个傍晚，她和王伯祥领着小孙女在潍坊的东苑公园逛。有两个人从王伯祥身边经过，其中一个说，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王伯祥呢，说完，转过头来就问：“你是王伯祥吗？”王伯祥摇头说：“不是，不是。”那人说：“王伯祥可是个好书记，给寿光做了不少好事啊。”侯爱英看到王伯祥低着头，笑眯眯地牵着小孙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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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王伯祥的幸福时刻。
王伯祥的“经济学”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许学芳与王伯祥相识多年，在1991年就专门写过关于王伯祥的长篇通讯《焦裕禄精神在这里闪光》。记录的是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发扬焦裕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稿子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策划了一个老书记（王伯祥）和老记者（许学芳）的对话。在一个漫天飘雪的日子，我、宋学宝、卞文超三个同事陪许学芳老师和王伯祥书记在潍坊见面了。说起改革开放的30年和未来30年，两人禁不住热血沸腾，连听者也为之动容。有段对话，是这样的——
许学芳：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来采访你，来之前，跟我议论你。他问我，你怎么看王伯祥啊？我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就帮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他们盘算到了，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伯祥：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许学芳：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
王伯祥：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富到什么程度？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寿光人富了，咱也有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我上寿光北边去，看到有饭店招牌上写“伯祥饭店”。
许学芳：哎呀，这是老百姓啊！这个奖励太高了。
3月14日中午，闻听王伯祥去世，许学芳老师心情沉重。他说：“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官员，要搞市场经济，就是为老百姓着想。王伯祥的‘经济学’，实实在在，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干出来的。他是有立场的。他搞得成功，成功在这里。没有为民之心，什么经也白搭。”
利用政治优势为民造福
王伯祥在寿光当了五年县委书记，是最累的五年，恰恰也是他最开心最得意的五年。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
还是那次对话——
许学芳说：“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说话管用，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我们就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王伯祥说：“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己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党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党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党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许学芳说：“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利用政治优势，去买官卖官，那就是走向反面了。”
我还采访过寿光的老县长姜洪佩，谈起老搭档王伯祥，老县长充满感情：“我们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团结得像一个人，都在谋划着干事，而伯祥同志是最好的班长。”
一个“工作狂”带出一群“工作狂”，这群“工作狂”是在造福老百姓。他们把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值。
“县这一级是重要的”
在那次王伯祥与许学芳对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王伯祥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重视。
王伯祥说：“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承上启下。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这个县委书记太重要了。对整个国家来讲，县这一级是重要的。选拔县委书记很重要。”
顿了顿，他又说：“咱也没听说哪个县委书记因为干不好被免了的，都是失职、渎职、出了事才被免的。你没有作为，你干得不好，大家伙对你有意见，把你免了去，我看也未尝不可。这些机制都得研究。加强选拔县委书记，选上来之后，加强培训。”
“千万别拔高”
2009年，王伯祥被评定为全国重大典型，省里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我参与了报告团演讲稿的起草，反反复复几次修改，又多次跟王伯祥接触，有时跟他一起吃工作餐。他吃饭很快，我们才吃了一半，他就抹抹嘴，等着我们了。
说起吃饭快的事儿，寿光原副县长李福明在采访时说：“我记得他吃早饭都是站着，喝一碗汤，吃个鸡蛋，抹抹嘴就走。他吃鸡蛋时恨不得不剥皮就往下吞，急火火的样子。我们那时的工作作风几乎都是那样。我当副县长期间，累就累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当时看准了上好的工业项目发展经济。晨鸣造纸厂当时上新设备，我们去西安待了7天7夜。病了，难受也是硬挺着，陪着人家喝酒。到邹城跑项目，我们几个人到青州坐火车，在露天广场铺着塑料布睡到半夜才坐上火车，上火车后又一直站几个小时才到。那时的干部都这样。”我记得王伯祥的老伴侯爱英也说过：“老王吃饭快！有时菜还没上全，他就说饱了。”
为了达到宣讲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找王伯祥了解情况，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他更觉得不好意思。有一次看了我们的稿子，他笑着说：“千万别拔高，我就是在任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点儿好事。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
有关部门准备以他为原型拍电影，他不同意。“不搞那些虚的！”后来宣传部门反复跟他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可以教育更多干部。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对剧本中的虚构情节，他很反感，他说拍什么也得实事求是，不能胡编。
记得2008年年底那次王伯祥和许学芳对话结束时，展望未来30年。王伯祥说：“经济发展了，我们有能力保障所有人的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鼓励有本事的人获取更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不是把高的拉下来，而是要把低的往上扶。把顶上的往下压，不是办法，那不是公正，也不和谐。再有30年，有中央领着，咱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完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许学芳说：“到那时，咱可都90多岁了！”
王伯祥哈哈大笑：“那咱就好好活！等到那一天。”
那次精彩的对话，至今历历在目。很遗憾，王伯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怀念他。愿他安息。
老乡心中的王伯祥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张鹏
“真是沾了伯祥书记的光”
3月15日下午，寿光市古城街道后王村，菜农王之华钻进大棚采摘西红柿。这个60米长13米宽的棚，种着2500多株西红柿，王之华有4个这样的大棚，年毛收入在50万元以上。“要不是种棚，咱一个老百姓指望啥能有这样的收入。”王之华说。
“真是沾了伯祥书记的光，我们才发展起来。”他说起了往事：
1989年，寿光三元朱村在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学习东北瓦房店韩永山冬暖式大棚种植技术后，带领17名党员从银行贷款，建起了17个冬暖式大棚，第一批黄瓜上市，每斤最高卖到十多元，当年村里就冒出17个万元户。
1990年2月20日，王伯祥找到王乐义与韩永山，动员他们教全县农民种大棚。张桂昌是当时寿光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他记得，全县连续五次在三元朱村召开现场会，会上就土地调整、灌溉、种苗等问题逐一落实。
今年87周岁、曾在寿光农业局工作的高级农艺师朱振华记得，为了推进大棚建设，全县三天一检查，五天一会议，督促建设进度。有一个乡镇半个月没有任何进展，王伯祥会上摔了茶碗。那位党委书记回答说，百姓不听。“老百姓都听，还用你当党委书记吗？百姓不听，我们就不做工作了吗？”王伯祥在大会上说。
当年，寿光推广建起5130个大棚，次年建起1.3万个，户均种菜收入增加2万多元。
目前，寿光每年都有5000多名技术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全国新建成的蔬菜大棚，有一半都有“寿光元素”。
“不怕富起来，就怕穷下去”
寿光北部曾是大片的盐碱地，“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喝的牛马尿，吃的猪狗粮。”至今很多百姓还习惯说那里是北大洼。历届领导也想尽办法，但成效甚微。在道口公社干过党委书记的王伯祥，积累了部分盐碱地治理经验，当上县委书记后，反复论证，决定开发寿北。“当时伯祥书记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成功了，是好样的；不成功，则是祸害百姓。”张桂昌说。
1987年10月8日，20万民工奔赴北大洼。会战开始的前一天，王伯祥的儿子骑自行车不慎摔折了腿。他安慰了儿子几句，喊来父亲看护孩子，自己在北大洼一待就是四十多天。“伯祥书记说，指挥员不能离开战场，他做了好榜样。”时任寿光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刘效武说。
连着五年的会战，北大洼有了棉田、盐田和虾池。刘效武记得，一次在侯镇岔河村，一位盐田的负责人看到王伯祥直接跪下了，直呼大恩人。那年这个盐场一年挣了160万元。王伯祥经常说，不怕富起来，就怕穷下去。
“这样的场景让我很受启发，发誓要拿出全部的精神教书育人。”刘效武说。
3月15日，记者沿着寿光羊田路一路向北，“北大洼”现状浮现眼前：口口盐池星罗棋布，排排风电旋转生风，田野里小麦返青挺身，已浇了头道甘泉。
羊口镇单家庄子村，在三十多年前为寿北开发中的第一阵地。今年82岁的村民张泮森回忆起1987年开始的寿北大开发：“我们在弥河以西挑沟控卤，南北7米一沟，东西9米一堑，卤水从沟渠控下去，这一方方地就能种粮食了。”
“现在我们的口粮田，最好的一亩地能打500多公斤麦子，平均都在400公斤以上。”单家庄子村文书麻树德说。
羊口镇任家总支书记孙春蕾告诉记者，羊口镇共有23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过百万的就有20个，任家村去年因为集体收入多，村民人均分红1.3万元。此前荒滩遍地的寿北地区，如今已成为寿光“次中心”，羊口镇今年正在突破千亿级工业产值。
五年工业产值翻三番
蔬菜大棚发展起来后，寿光工业还存在短板。当时寿光工业总产值在潍坊12个县市中排倒数第三。富民强县光靠农业不行，王伯祥决心打一场工业翻身仗。
一次，王伯祥知道台头镇分管工业的经委副主任陈永兴是个商业人才，做事有魄力，就想调他到县造纸厂。但陈永兴知道造纸厂快要倒闭了，不愿意去。王伯祥再三做工作，终于说通了陈永兴。
来到县造纸厂后，陈永兴改造设备、抓质量促营销，提高员工待遇，效益当年就有了起色。如今的晨鸣集团已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0强，是国内持有A、B、H三只股票的上市公司。
“这件事后，伯祥书记认为寿光发展必须要有人才。”张桂昌告诉记者。
寿光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决定，全县52个重点企业的厂长上任必须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公布，谁有才能谁上，经测评合格后一步到位，而且副职的人选县里也不干预，由厂长自己选定。
“40多名企业经营人才，当年就被选拔出来，能者多劳，有贡献评议好的受到重奖，工人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各职能部门一律给企业开绿灯，有求必应，那时就形成了争上项目、办好企业的局面。”张桂昌说。
联盟化工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杨志强回忆，磷肥厂启动时，王伯祥安排盐业公司借给50万元的启动资金。“县委领导对我们这么器重、关心，我们自然是不遗余力，就这样拼命干了一年，企业扭亏为盈，又拼命干了两年，利税过了千万元，成为全省同行业的排头兵。1999年，县委决定化肥厂和磷肥厂合并，组建了联盟化工集团总公司，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杨志强说。
如今的联盟化工集团是以化肥产品为主导，集煤化工、磷化工、生物化工和装备制造于一体的大型集团，是国内最大的乙撑胺生产企业和全球最大的糖醇生产商。
1985年寿光工业总产值只有3.5亿元，1991年达到30.6亿元，翻了三番多，实现了1986年制定的工业发展规划。
2022年，寿光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双双突破2200亿元，营业收入最高的企业突破500亿元，过10亿元的企业有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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