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系统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运用 | 社会科学报

卢曼系统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运用 | 社会科学报

深度

卢曼是德国社会学家，因倡导社会系统理论而为人所知。卢曼系统论逐渐影响到了文学理论领域。那么，文学理论对系统论的借鉴，反映了何种结构性需求？系统论的文学理论又出自何种系统运作？

原文 ：《卢曼系统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运用》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范劲

图片 |网络

系统论最终的矛头所指

卢曼系统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文学理论家的重视，新世纪以来，又通过对文化理论的影响，推动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科学转型。 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理论对系统论的借鉴，反映了何种结构性需求。卢曼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交流”（Kommunikation），交流情境意味着事件/语境（系统/环境）的差异，同样我们需要了解卢曼理论在文学话语场中所处的交流语境——系统论的文学理论又出自何种系统运作。简单说，80年代以来，西方流行两种批评立场，即解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卢曼在二者之间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

解构主义预设，意义是无限的差异游戏，即“延异”，然而，这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思路，在具体交流情境中参与游戏的差异必定是有限的，由差异生成的意义也是可确定的。既然意指仍然在社会框架之内，延异命题就不成立。卢曼的名言是，意义虽然为偶然，却绝非任意。激进建构主义和经验性文学理论则认为文本本身无意义，意义由接受者的建构活动产生，文学理论和阐释无关，只应关注阅读过程和文学的机制性条件。但卢曼没有放弃阐释，只是给了它新的界定，即交流形式之一。

不过，系统论最终的矛头所指是长期占据主流的阐释学。两者的对立基于不同的世界理解。阐释学意味着部分/整体的交替，一旦采纳系统论视角，部分/整体交替就要服从系统/环境交替：每一次系统/环境交替（交流情境）都为部分/整体交替制造了不同框架。即阐释学只有一个世界（视域），而系统论有诸多世界（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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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典阐释学思路，文本是有机统一体，整体规定各部分，各部分决定了整体。伽达默尔发展出一套更精密的阐释学。部分/整体的循环不再是单纯方法，而是理解的存在论结构。伽达默尔认为同情理解只是一种虚构，因为阐释者和文本之间隔着历史，阐释学循环不仅在文本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展开，也将文本和阐释者卷入其中：阐释者身处历史之中，永远受制于所处的历史位置。不过，人们并没有陷入死局。阐释者和文本的共同基础也是历史，即传统。因为传统，文本成为一个陌生视域，一个客观的理解不再可能；但也因为共享这同一个传统，阐释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成为可能。

但从系统论角度看，这一观念人为地消灭了历史的矛盾性。事实上，不同的历史性交流情境会制造不同传统，同一时间点上的人们可能拥有的恰是不同时间。历史并非一条“长河”，而是许多相异和相反趋势的交错混杂，其特征与其说是连续性，不如说是断裂、缝隙和空缺。取消统一传统的设想，阐释学的基础就瓦解了。

基于此，系统论的文本阐释有两个要点。一方面，语境从来不是统一的语境，也不会有一个连续而统一的历史；另一方面，文本和语境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文本要在语境中建造意义，必须和同一语境中出现的其他立场相区分，即需要和语境相区分。因此，对于文本阐释者来说，关键是找出文本将哪个语境课题化了。文本针对某个语境展开自身，相当于它也在创造自己的语境。卢曼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促使人们从差异和观察逻辑出发进行文本理解，将作品意义视为系统运作的产物。文本分析首先要追问交流的底片，而正确理解意味着，同时看到那些被文本排除的意义性选择，将“意指”（Bedeutung）理解为一个交流所说出的和所排除的东西的差异统一。

经验性文学科学也反对阐释学，且深受系统论影响。经验性文学理论家施密特（S.J.Schmidt）提出，未来的文学理论应重视“系统”和“观察者”两个概念。不过，这两个概念仍然保持和主体的联系，经验性文学科学始终没有突破行动理论的局限。系统论在去主体化道路上走得更远，认为文本不能直接归于其作者。但对包括施密特在内的许多文学理论家来说，系统论把人当成社会运作的环境，这种观点还是太激进了。

从系统论理解世界文学概念

“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理念，然而从系统论角度来说，理解世界文学概念必须将其置回交流语境，置回系统运作和演化。今天的我们要理解歌德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面临一个选择：是向前返回浪漫派语境，还是向后加入19世纪后半期的实证主义立场，或是采纳20世纪末的后殖民视角；或者反过来追问，特定的历史情境会推出什么世界文学概念。艾田伯（R.Etiemble）曾提出“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实情是，有什么社会需要，就有怎样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若是一个至大无外的超级概念，就必须考虑：如何在世界文学之内安放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化必然意味着，世界文学意指由历史性、一次性的世界文学交流情境决定。

歌德含混的世界文学隐喻可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世界文学等于文学产品的交流过程本身，由跨民族交流又引出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其次，世界文学等于最杰出的文学经典。 德汉（Theo D’haen）遗憾地发现，世界文学在歌德身后的历史进程中失去了“交流”本义，而被误解为民族文学和经典作品的累加。其实，世界文学作为交流概念也隐藏危险，因为现代社会交流的最直观形式是货币流通和大众传媒。正是这种暧昧、含混诱导人们认为歌德概念有某种深藏不露的“本义”。

蒙特（T.Mundt）是青年德意志派代表作家，他的《当代文学史》（1842）第11讲专门讨论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大梦而非真正的思想，根本无法实现；另外，此概念的商业气息太重，无助于文化身份建构。《当代文学史》1853年版对世界文学理念作出进一步调整，干脆抛开了歌德，而改从浪漫派寻求理论支撑，认为浪漫派才是世界文学思想的真正来源。这种从歌德到浪漫派的语义挪动改变了世界文学内涵，“其他的民族文学”和“自身民族的过去”成为焦点。蒙特相信，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意义被夸大了，它不仅受限于歌德个人的生活情境，且属于一时兴起的念头。蒙特一方面放弃了世界文学作为普遍修养社会的乌托邦概念，另一方面认为过度扩张的普遍精神只会败坏文学。他的世界文学概念更多吸收了赫尔德、施勒格尔兄弟、黑格尔的思想，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民族精神的产物。

谢来耳（J.Scherr）的《文学通史》写于1848至1849年间，是19世纪德国最畅销的世界文学史。他认为，世界主义立场是德国文化的传统。《文学通史》服膺于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旨在挽救一个即将逝去的世界主义传统，打破民族国家的封闭性。1848年时的历史局面是，资产阶级拥护文化和经济上的全球化趋势，但国家统治者倾向于民族主义，对新时代的跨民族交流保持警惕。谢来耳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革命的失败也造成他的世界文学思想转变。他不再抱有塑造公共意见的雄心，而努力迎合文化民族的阅读品味。既然文学和政治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世界公民的观念论愿景也就成为明日黄花。《文学通史》1861年第2版以“祖国理念”作为“文学的基本主题”。1873年第4版以后更突出“光荣的”“1870—1871年战争”。世界文学概念融入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流意识。

从系统论角度来说，歌德的世界主义理想成为蒙特和谢来耳的区分性底片，衬托出“另一种”世界文学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歌德的影响，或者歌德传统的发展。“影响”和“发展”是阐释学的常用隐喻，而系统论透过这两个隐喻，看到了不同交流情境的不同需要。 不只有一个“世界文学”符码，而是有许多“世界文学”，不同的“世界文学”交替互动，构成世界文学交流系统。19世纪中期以降，德国世界文学思想的主流并非歌德的世界主义，而是蒙特等人的民族主义；但歌德并不代表世界文学的“本义”，相反他是世界文学的产物。如此一来，意义生成彻底变成动态化的协商过程，意义随交流情境不同而变化，但绝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占了上风，因为每一次变化的系统条件都是可以测量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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