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官威文化，到底是从哪来的？今天，我们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话，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很古早的时候，我国的臣子见皇帝，是不需要下跪的，当时行的是简单礼节，例如拱手啊，作揖啊，等等之类，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答案是：
臣子造反
是的，就是说，皇帝慢慢发现，有一些臣子，尤其是武臣，上一回见面谈事，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但是呢，人走了之后，悄悄起兵造反了，结果当皇帝的，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平定了他的造反，于是皇帝受到了教训：知人口面，不能知心。
于是，痛定思痛，皇帝想要搞出一套机制，以确保为皇帝服务的文臣武将，手握权力的，带兵的，都是真心效忠皇帝的。
为什么？因为啊，实在是不放心哪。当个皇帝的，整天担心臣子造反，坐卧不安，寝食不宁，你可知道那种焦虑的滋味。
可是，如何保证皇帝任用的文臣武将都是真心效忠于皇帝呢？
答案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因为啊，人心隔肚皮，皇帝再怎么聪明，也无法透视臣子的灵魂世界。
那么，怎么办呢？问题必须要解决呀。
不过，虽然人的灵魂无法窥探，但是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测试灵魂。所以，皇帝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所有的臣子，都必须向皇帝下跪，磕头。
你们必须通过下跪这个动作放弃自尊，以示效忠，否则，我就不敢用你
为什么呢？因为啊，双膝下跪，作为一个人，你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器，它把所有不甘心给皇帝当奴才的、有一点点气节的、有一点点个性的、有一点点谋反可能的文臣武将，全都排除在皇帝的班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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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爱好者把“下跪”一事解读为皇帝享受臣子向自己下跪的快感，其实，还真不是，下跪和磕头这事，只是一个门槛，它不是一个向上的门槛，而是一个向下的门槛，“下跪”这个仪式为皇帝，把可能不效忠于自己的人，几乎全部排除在体制之外。
也就是说，皇帝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皇权的稳固，用“下跪”这个动作，来测试臣子的效忠，以及扼杀臣子的个性和造反的可能，凡是怀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人，都被排除在皇帝的文武班子之外，无法掌握帝国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所以，皇权可以得到稳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皇帝发现：设置了“下跪”这个筛选器，还挺有效果，文武百官造反的事情，果然逐渐变少了，皇帝治理团队、乃至治理国家，开始变得容易了，省心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新任用的官员，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要向皇帝下跪，从一开始就怂了，内心深处那么一点棱角，从一开始就被磨得干干净净，怂的时间久了，怂着怂着就习惯了。
所以，皇帝坚持要臣子下跪，因为这套办法，都是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且重要的是，除了这套办法之外，皇帝其实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回顾历史，不得不说，皇帝的这个判断，其实是基本准确的。
举例说，1793年英国使团领队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只愿单腿下跪，而到了1816年，英国使团领队阿美士德，更是根本不愿下跪，以至于根本见不到嘉庆皇帝，乾隆和嘉庆，先后都嗅到了英国人的“不恭顺”和“桀骜不驯”，他们都叮嘱百官：日后要注意防范这个名叫英吉利的“小国”。
结果1840年向大清的国门开炮的，果然，就是英国人，判断非常准确。
马嘎尔尼向乾隆单腿下跪，乾隆爷感觉很不爽
可见，肯下跪，不肯下跪，用来筛选奴才，其实是蛮准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2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把孙中山举荐给清政府，孙中山到两广总督衙门办手续，当时衙门的办事员对孙中山摆官威，很无礼地甩出一张履历表，让孙中山填写，孙中山受不了这种官威，扭头就走，可是你从清政府的角度看，他们正好通过摆官威，把一切不服从的人员，排除在大清的官僚体制之外，以免对朝廷、对皇上、对大清构成威胁。
那么在古代，习惯了在朝廷向皇帝下跪的臣子们，他们回到地方当官的岗位上，也把朝廷“下跪筛选奴才”的这套机制，在地方付诸实践，为什么？因为道理是一样的，皇帝通过下跪来筛选效忠的臣子，当官的也可以通过下跪来筛选顺民。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县官升堂审案，无论你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双膝下跪，因为县官要通过“下跪”这个筛选器，把“非顺民”踢走，县官的意思是说：无论我如何判决，你们原被告双方，都要服我，如果你不服我，那么从一开始，我就不审你这个案，免得你到我的上一级那里去上诉，为何？因为你去上诉如果翻案了，上司会怪罪我，对我的仕途不利。
清末审案，原告被告，都要下跪，以示服从，否则，案子不获受理
那么我作为县令，如何判断你服我还是不服我呢？下跪。肯下跪，就说明你服我，不愿下跪，就说明你大概率是个“刁民”、大概率不服我，那么我当庭把你赶走，不审你这个案子。
这，就是官威的由来。
古代的县令出行，随行队伍要摆出“肃静”、“回避”的牌子，随员敲锣喊路人回避。
清末官员出行，可见“肃静”、“回避”牌子
为什么？其实是向民间传达三个信息：
信息之一：我是县官，你是贱民，不要挡我的道。
信息之二：我是县官，平时施政、审案、剿匪等各项事务，得罪人很多，你们这些贱民，不要靠近我，因为我无法分辨你是不是来找我寻仇的。
信息之三：我是县官，你是贱民，你们必须要学会怕我。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
你们必须要学会怕我
为什么县官要求百姓怕他？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县官的施政，每一条法令出台，都要求百姓绝对遵命、顺从、照办，无论你有何种异议，甚至利益冲突，你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你要怕我。
是的，我就是要你怕我，当官的，就是要百姓怕他。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地方官很少和老白姓打成一片，因为距离产生威严，没有距离，就没有威严。
如果你当官的，那么和蔼可亲，百姓就不怕你，如果百姓不怕你，你的施政在民间遇到的阻力就大，这些，都是经过严密的利弊计算，而且也是古代皇权体制下，统治阶级长期总结经验的结果。
总之一句话：
传统官威文化
是皇权制度的延伸
是古代主权不在民的典型标志
说得更清楚一些，古代地方官在老百姓面前表现的官威，其实是在模仿皇帝，它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成熟的统治权术。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地方官，又叫做“土皇帝”。
也就是说，在皇权时代，从皇帝到地方官，他们治理国家主要是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官威，来制造恐惧，并且利用他们制造出来的恐惧，来对老百姓进行有效的管制，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皇帝自身的地位，以及文武百官自己的官位。
当然，古代这套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早就过时了，早臭大街了，很多年轻人也不买账了。
从财政角度看，古代统治者用官威这一套，来恐吓百姓，统治百姓，维护皇权和官位，不得不承认，它是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底层百姓除非吃不上饭，否则一般都不敢造反，也不敢对当官的说一个不字。
这个话题展开来说，清兵入关之初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两次大屠杀，也是为了制造恐惧，清兵的目的是通过屠城，在中华大地制造恐惧，以实现征服战争的早日结束，这个从财政上来讲，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效能的办法，尽管很残忍。
扬州屠城，制造恐怖，加速结束战争，以最低成本确立统治
同理，清兵入关之后，强迫汉人剃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器，如果你连剃发这么羞辱的事情都能忍受，那么说明你是我大清的好奴才，可以留你一命，而如果抗拒剃发，那么说明你是一个造反的隐患，正好可以筛选出来，趁早杀掉。
强制剃发是个狠招，它把所有敢造反的人，排除得相当干净
参考资料一：谭嗣同《仁学》：“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意思是说，清朝把臣子向皇帝跪拜的礼仪发展到极致，就是为了从根子上扼杀臣子的气节、个性、雄心和不服从的苗头。
参考资料二：清代朱克敬《暝庵二识》:“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意思是说，清代大臣曹振镛，当官一生，平平安安，别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曹振镛说：其实就是对皇帝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做个好奴才，就可以保平安。
参考资料三：《清代巴县档案汇编》：1758年，巴县村民到衙门告状，跪称：“蚁民叫做杨国材，父亲杨尔安原是孝里四甲的乡约长，一直兢兢业业办理公事，谁知不幸于今年九月十一日去世，蚁民本应代亡父承办公务，不敢渎禀。只是蚁民上无叔伯，下无兄弟，无法分身于公事，所以办过父丧之后，赶快前来衙门交还父亲的乡约长执照，请衙门注销父亲的名籍，另择乡约长。” 可知清代百姓告状不但要下跪，而且要自称“蚁民”，以表示顺服县令的官威。人格扫地，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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