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中屈指可数的一位将才。他不但在抗日战争之中立下累累功勋，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屡次击退华北解放军，是位赫赫有名的“守城将军”。
众所周知，傅作义在解放战争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率军起义投诚、帮助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这一贡献，还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北平起义时，傅作义曾悄悄放走三位高级将领。那么，这三名高级将领分别是谁？傅作义为何要放走他们？他们的结局又怎样？
为什么要放走三位高级将领？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已经接近尾声。继天津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们便将目光聚焦在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之上。此时的天津已经被成功解放，傅作义为首的北平守军陷入孤军难鸣的境地。
在此之前，我军为了避免北平文物古迹免遭炮火袭击，曾主动同正驻守北平的傅作义进行商谈，要求他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傅作义却不甘心自己多年拼来的家底毁于一旦，所以对于解放军的和平谈判表现的一直很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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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号称“神京屏翰”的张家口也被解放军拿下，天津陷落，自己手下的王牌部队也都被我军歼灭，仅剩二十万大军的傅作义深知，要以此面对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下定决心要向我军投诚起义。但是事到如今，傅作义手里的兵力大多都只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然是效忠于蒋介石本人，而并非傅作义。所以如果此时傅作义贸然宣布起义，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因此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傅作义一面暗地里与解放军和谈，一面以召开军事会议为由，将老蒋的三位嫡系将领全部软禁控制起来，以此隔绝了他们与自己部队的联系。起义前，傅作义为保险起见，还将这三位坚持不起义的嫡系将领用飞机打包送回南京。那么，这三位被放走的国军将领，分别是谁，结局又如何？
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
李文，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曾担任黄埔三期见习官。抗战时期，李文还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78师师长、第90军军长、以及34集团军少将总司令，参加过许多抗日战役，曾在淞沪战役里率部坚守阵地三个多月，予以敌人重创，是为抗日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爱国将领。
1948年，李文调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官，虽然名义上他并不是最高职位，但他却是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里中央军的实际掌权者。所以，当傅作义决定北平起义之时，李文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
反对的结局自然就是扣押，傅作义气定神闲地让他交出兵权再还他自由。李文无奈之下，出于保命的目的，只能交出兵权，并宣布与傅作义决裂，之后便搭乘飞机回到蒋介石身边。
蒋介石感慨于李文的忠心，便将其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进入四川驻守成都、新津、乐山一带。不过，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解放攻势下，李文再一次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最终不得不派遣代表与解放军12军谈判，向解放军投诚。
投诚之后，李文便被集中在解放军重庆教导总队和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版里进行学习，但是李文显然心不在此。1950年，李文弃学去到香港，两年后终获蒋介石同意来到台湾，并担任台湾当局所谓“国防部”的高级参谋，最终在台湾终老。
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
石觉是第二个反对傅作义起义的人。石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围剿红军时期，他可谓是倾尽全力、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坚持贯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但消极怠战，还屡次与新四军发生冲突制造摩擦。
1942年，石觉所在的汤恩伯部队，不仅消极抗日，还屡次杀害无辜百姓掠夺他人财产，因此汤恩伯部队也被当地乡民称为“水旱蝗汤”。在这个过程中，石觉自然没有少出力。
1948年，石觉被调任为华北地区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在得知傅作义决定起义后，石觉首先就跳出来质问傅作义：“请问，你们是要造反吗？你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校长了吗？”
当然，大势已去，起义之事已经不可更改。见状，石觉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他还动情地呼喊着对不起校长的知遇之恩和栽培，这一情形甚至令在场许多国民党官兵顿感愧疚。
傅作义见状也没有过多为难他，直接让他搭乘飞机回到南京。石觉临走前，还不忘发一封与傅作义决裂的电文以表忠心。当然，石觉此番动容并不是真因为对蒋介石有多忠心，而是害怕自己以往对红军和老百姓的迫害，会遭到解放军的清算。
石觉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自然也早就听说了他的忠诚事迹，感动之余，便对他予以重用，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还让他兼任淞沪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解放军解放上海后，石觉便带领残余部队撤至舟山群岛。但没过多久，舟山群岛也被人民解放军成功攻破。
石觉见状，只好带领部队匆匆赶赴台湾投奔蒋介石，最终以自己的表面忠心，在没有做出任何巨大贡献的状况下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先后担任台湾当局防卫总部副司令等要职，最终在台湾度过余生。
第十六军军长袁朴
袁朴是湖南新化人，毕业于黄埔一期。在这三位被放走的国军将领之中，他是实权最小的那一个。袁朴为人倒是秉性诚朴、严以律己，知兵善战，精忠报国，大有古名将之遗风。
抗日战争里，他与士卒共进退同甘苦，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重创，立下赫赫战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嘉奖。傅作义决定起义时，见石觉和李文挑头反对后，袁朴也跟着站队，所以也被送回了南京。
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将他转去西安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不过这个看似没什么实权的职务倒是正合袁朴的心意，因为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教育。在随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他也担任了台湾当局“国防部”高级参谋。
即便身在台湾，袁朴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家乡，两岸关系改善后，他曾在1989年7月和1990年6月先后两次托回乡探亲的台胞袁义明，带回诸多照片书信，并借此捐资为自己的家乡修建村公路，兴办黄信联校。
除了黄信联校，在陕西西安的黄龙山中学和两湖小学也是他捐资兴建的，足以见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过，由于政治原因，作为国民党高级参谋的袁朴自离开大陆以后也就再没能回去过，最终在1991年抱着遗憾客死他乡，葬于台北五指山的国军公墓之中。
试想，如果不是蒋介石当初的一己之私，也许袁朴与李文也就不必客死他乡，终身不能回到大陆。而那个作恶多端的石觉，也应当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换了个地方尽享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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