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清未民初扬州晚晴草堂书法家梅鹤孙的简历不知那位网友能为我帮忙谢谢？黄孝纾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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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清未民初扬州晚晴草堂书法家梅鹤孙的简历不知那位网友能为我帮忙谢谢
• 黄孝纾的相关文章
• “飘若浮云，娇若惊龙”是对哪个书法学作品的赞誉
• 清书法家清末扬州梅鹤孙何许人也
• 涂又光的书学思想

请问清未民初扬州晚晴草堂书法家梅鹤孙的简历不知那位网友能为我帮忙谢谢

梅鹤孙（ 1894年—1964年），名鉽，号元，江都镇人，先后任职于上海国华银行、中央银行总行业务局、中央信托局。1957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工诗词，善书法，精鉴赏。仪征刘氏为梅鹤孙外家，自刘锡瑜、刘文淇、刘毓崧至刘寿曾、刘师培，先后五代，均以经学名世。梅鹤孙舅父刘师培，家学渊源，著述宏富，少年时代就有“国学大师”之称，与辜鸿铭、马寅初、胡适并称“北大四才子”。

黄孝纾的相关文章

黄孝纾（1900-1964），字公渚，号匑庵、匑厂，别号霜腴、辅唐山民、灌园客、沤社词客、天茶翁等。福
建省闽侯县人。
黄孝纾先生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石荪是晚清翰林，曾任青州知府、济南知府，为官颇具政声。1912年宣
统退位后，举家迁居青岛。黄石荪学识渊博，并且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其青岛寓所“潜志堂”所藏的万卷
古籍为黄孝纾先生幼年学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黄孝纾先生自幼好学，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
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先生青年时期便在经学、书画和诗词
等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
1924年，黄孝纾先生迁居上海，并受我国著名藏书家刘翰贻所聘，为其主持嘉业堂藏书楼。在1924年至
1934年的十年间，黄孝纾先生在嘉业堂校雠古籍、考订舛伪、鉴别版本，为此得以博览群书，亲见各种宋
元珍本、明清刻本，这为他的版本目录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孝纾先生在嘉业堂工作之余，同时还在上海
南洋公学、上海暨南大学任职。
在上海期间，黄孝纾先生曾师从古典文学大师陈三力，学习古典诗词，并得到词学大师况周颐的指点，极大
的丰富了自己文学修养。1930年在上海与词坛宿将、古典文学大师陈三立、冯煦、朱孝臧等，结成“沤社”
，作诗填词，活跃于文坛，并从事词学研究。
1934年，黄孝纾先生回到了离别十年的青岛，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职教授，讲授古典文学。黄孝纾先生对
古代诗文的韵味、意境深有体会，讲课不习惯用现代文艺理论术语去分析作品。先生在课堂上评赏名章佳句
常常高声吟诵，原本晦涩难懂的诗文在先生的吟诵下其韵味、意境往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受学生欢迎。
先生吟诵诗文，每每读到会心处，便会突然停下，催促在坐的学生：“把这几句圈下来，圈下来！”黄先生自
己的书本也上密密麻麻的画满了圈。除文学史外，黄孝纾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曾在山东
大学讲授目录学。黄孝纾先生待学生热情诚恳，学生也喜欢向先生请教问题，经常有学生到先生家请教问题
因过于专心而忘记时间。
黄孝纾先生学识渊博，精通韵律、词、诗、赋的写作，在骈文写作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骈文在当时是
一流的，近现代著名词论家冯煦把他与李详、孙德谦并列为骈文三大家。由于黄孝纾先生骈文创作的声望，
当时有不少名家著作都请他作序，夏敬观1931年2月刊行的《汉短箫铙歌注》就是由先生作的序。
黄孝纾先生在教学之余，亦从事著述，其选注的《欧阳永叔文》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注视详细
明了，评论中肯，很受读者喜爱，一度再版。黄孝纾先生曾将自己所作词、诗、文、赋，亲手编订成《匑厂
文稿》六卷，一代宗师陈三力为其题签——“匑厂文稿”，1935年刻板印刷，后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将其编入第七十三辑。黄孝纾先生酷爱崂山山水，所著《崂山集》主要写崂山风光，多为游
记之作，分为词之部、诗之部、文之部三部分，各部前皆有题词，篇后有黄云眉、张伯驹等人的评语。台湾
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将《崂山集》编入第四辑。此外，先生留下的著作尚有《黄山
谷诗选注》、《楚辞选》（与陆侃如、高亨合著）、《秦汉金石文选》、《欧阳修词选译》等。
黄孝纾先生书法绘画也颇受时人重视，曾受其故乡前辈林纾、曾熙、罗振玉等金石书画家的指导，并与当时
著名的国画家汤涤、陈曾寿、夏敬观、叶恭绰、黄宾虹等组成上海“康桥画社”，并举办画展，受到画界好评
。解放后，启功、张伯驹先生来青岛，都到黄先生在观海二路的寓所拜访，泼墨交流。黄孝纾先生书画作品
配其诗词书法，在青岛被誉为国画界第一人。
建国初期，黄孝纾先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生还担任过青岛市政协第二届与第三届
委员和常委，山东省美协会员，青岛市文联常委等。
1958年秋，山东大学的主体部分迁往济南，黄孝纾先生因为身体健康欠佳，且酷爱崂山山水，没有随校迁
往济南，仍然留在青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黄孝纾先生精通文物字画，常为博物馆和民间收藏者鉴定真伪，没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被
诬以“不辨真伪”的罪名。1964年64岁的黄孝纾先生从青岛前往济南接受批判，会后自缢身亡。 我总想提起笔来为先生写点什么，三十六年过去了，始终未能成篇，这其间的原因，人们是能够想到的。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知我，决定出版我1964年寄给他们的一部书稿 《秋谨诗文选》，其时我正
在一穷乡僻壤教中学语文。在《前言》的结尾我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小书写成于一九六四年初夏，当时我正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中国近代文学史，在先师冯沅君教授的
指导下学习注释秋谨诗文;许多疑点几乎都是先师口授手教。书写成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冯先生又为我
审查了除词选注释外的全部稿子;当时远在青岛休养的我的老师黄公渚教授抱病审查了词选注释的稿子。岁
月不居，时间过去了十五年，今天当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帮助再次修改这个小选本时，两位先生已远离
人间;而我在十年浩劫中因反对四人帮，也颇有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借此书出版的机会，谨
在此向先师冯沅君教授、黄公渚教授表示我最真诚的悼念!
这大约是三十年来在公开出版的书报中唯一的一点纪念文字了。先生身后之凄凉于此可见。
尤其可悲的，作为全国著名的词赋家、书画家、学者，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现在不必说山大文学院的学
生，就连文学院的许多教师也不知黄孝纾为何人了。
黄孝纾 (1900-1964)，字公渚，号 厂(音qióng han )，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先生天资颖慧，自幼好
学，又有家学渊源，学业进展很快。青年时代即结识名流，与陈三立、朱祖谋、李详、李拔可游。后应我国
著名藏书家刘翰贻之聘，主持嘉业堂十年，校雠古籍，编写书目，因能遍读刘氏所藏书，以是奠定了先生深
厚的国学根基。此后四方贽请业者接踵而至，“隐然为东南大师”(李宣龚:《 厂文稿 ·序》)，时先生尚不到
30岁。
黄先生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学养丰厚，又有名师指点，造诣很高。他不仅是古典诗词的研究专家，又是
古典诗词的创作家。先生于诗、词、赋、骈文，样样精通，出口珠玉，华章连篇，成就很高，这已有近现代
许多著名诗人、词人，如陈三立、李宣龚、朱孝臧、况周颐、
叶恭绰等前辈的评论，不必我辞费。特别是先生的赋和骈文更是拨戟天外，自成一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南
社诗人周子美老先生曾在信中告我:黄先生青年时代曾步庾信的《哀江南赋》韵写成 《哀时命赋》，此文一
出，传诵大江南北，有洛阳纸贵之誉，以是先生有“江南才子”之称。近现代著名词论家冯煦谓今世能为六朝
文者，黄孝纾与李审言 (详)、孙益庵(德谦)鼎足而三。先生其时只是二十几岁，故钱基博先生在他的 《现
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中将黄孝纾列为骈文四大家之一 (另三人为刘师培、李详、
孙德谦)，从而确立了黄先生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后来陈柱 (1890-1944)又著《四十年来吾国之文学略谈》
(1936年交通大学出版)，全书分五章，在 “骈文”、“诗”和“词”三章中均论及先生。不必多摘章引句，即可见
黄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黄先生在词赋创作上的成就、价值并不大了解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自称为研
究古典文学的人)，更谈不到研究了。我想只能有一种解释:黄先生的创作本属阳春白雪，我辈只是一些下里
巴人而已。曲高和寡，自古亦然。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黄先生的讲课。正因为黄先生有丰富的古典词赋创作实践，故他对古诗词的内蕴、意境
、音律均有很深的体味，亦精于鉴赏。但先生的鉴赏主要是涵咏、品味，殊少滔滔宏论。1956年，我读大
二，先生为我级 (1955级)讲魏晋文学，其作品选课极具特色。然先生之讲授诗词，主要是吟诵、品味和圈
点。如讲谢灵运《登池上楼》，讲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时，先生赞叹品味多时：“这两句好，这两
句好”，“啊，圈，圈，圈”；讲陶渊明的《归园居》，讲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先生亦是如前一样赞叹圈点。赞叹中包含着品味，往往数分钟之久,极具感情色彩。但请君且莫误会
，以为黄先生这样讲授，学生恐怕很难领会吧，其实不然。先生讲的魏晋南北朝诗文，同学们感受很深(作
品选讲义注得很明白，学生均可看懂其字面义)。至今先生讲课的声容笑貌，仍宛在眼前。后来我给学生讲
授古诗词时，由于自己学养不足，又缺乏对古典诗词的创作体验，就很难像黄先生那样通过吟咏，将诗的奥
妙、韵味表达出来。
黄先生是山东大学的老教授，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是国立山东大学的教授，主讲“古今体诗及习作”、“词及
习作”、“汉魏六朝文及习作”、“唐宋文”等课程，抗战胜利后又在山东大学讲诗词及“目录学”。先生治学广泛
，著作很多，除他的诗文创作专集《 庵文稿》、《崂山集》外，共编著尚有《秦汉金石文选》、《天问达
诂》、《楚辞选》(与他人合作)、《欧阳永叔文》、《欧阳修词选译》，以及论文《清词纪事序言》、《关
于词匠问题》等。
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中，冯 (沅君)、陆 (侃如)、高 (亨)、萧(涤非)、黄(孝纾)，人称 “五岳”，他们都
是解放后山东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奠基者。 “在昔日摩诘，画中常有诗；非惟画则然，于诗亦有之。画与试诉和，诗待画发挥；即诗而即画，相依勿相
离。匑（音工）庵工诗者，人称为黄师；不知其画秒，乃亦其诗奇”。这首诗是著名诗人、画家夏敬观先生
为黄公渚先生所作。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能够记得黄公渚先生了，即使他在青岛居住生活了二十几年，
岛城也很少有人记得他。
黄公渚，（1900-1966）原名黄孝纾， 字頵士，公渚，号匑庵，别号霜腴、辅唐山民，福建长乐人。父黄
石苏，光绪中叶以翰林转御史，历官皖、鲁。黄孝纾服习庭训，少治经学，喜考据，精训沾，善书画，少有
“岭南才子”之誉，与弟黄君坦（196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黄公孟有“江夏三黄”之目。其画风受同乡前
辈林琴南影响，以山水为长，初法“四王”，后效沈石田、文征明、李流芳等名家，得黄宾虹指教，晚年师法
造化，搜妙创真，笔力刚健、力透纸背，信笔拈来，妙合自然，诗、书、画融为一体，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辛亥革命后，其父隐居青岛，孝纾与父同居“滨海一楼，朝夕相慰”(刘承斡《匑厂文稿·序》)。 1924年，
鬻画上海，旋主刘承翰嘉业堂十年，遍读所藏书籍。四方执贽请业者，接踵而至，“隐然为东南大师”(李宣
龚《匑厂文稿·序》)。两年后，获晤况周颐，精研词章。1927年，与陈三立、朱祖谋、潘飞声、夏敬现、
吴昌硕、诸宗元诸老宿雅集，以诗酒相酬唱。其诗古文辞，董康评述云：黄诗“萧廖高奇，有千仞揽辉之概”
(《匑厂文稿·序》)。古文“雅洁道粹，揆诸韩、柳、欧、曾义法无悖也”(李宣龚《匑厂文稿·序》)。骈文喜
汪中、洪亮吉，上窥六朝，尤致力于范晔、郦道元、庾信诸家，故其文“葩而不靡，渊而不暖，格高而气昌
，未尝不令人凄悲怀与为低昂也”(袁思亮《匑厂文稿序》)。上世纪八十年代，南社诗人周子美老先生曾
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先生青年时代曾步庾信的《哀江南赋》韵写成
《哀时命赋》，此文一出，传诵大江南北，有洛阳纸贵之誉，以是先生有“江南才子”之称。近现代著名词论
家冯煦谓今世能为六朝文者，黄孝纾与李审言 (详)、孙益庵(德谦)鼎足而三。先生其时只是二十几岁，故钱
基博先生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中将黄孝纾列为骈文四大家之一 (另三
人为刘师培、李详、孙德谦)，从而确立了黄先生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后来陈柱 (1890-1944)又著《四十年
来吾国之文学略谈》(1936年交通大学出版)，全书分五章，在 “骈文”、“诗”和“词”三章中均论及先生。不必
多摘章引句，即可见黄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黄先生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
文科教授（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是国立山东大学的教授），主讲“古今体诗及习作”、“词及习作”、“汉魏六朝
文及习作”、“唐宋文”等课程，抗战胜利后在山东大学讲诗词及“目录学”。先生治学广泛，著作很多，除他
的诗文创作专集《匑庵文稿》、《崂山集》外，共编著尚有《秦汉金石文选》、《天问达诂》、《楚辞选》
(与他人合作)、《欧阳永叔文》、《欧阳修词选译》，《黄山谷诗选注》以及论文《清词纪事序言》、《关
于词匠问题》等。先生因其深厚文学素养和旧体诗词之深厚功底，在国画界被尊为青岛第一人。曾与南北画
家潘天寿、俞剑华、王雪涛、李苦禅等共同举办过画展，受到好评。解放后，启功、张伯驹等来青，都到他
寓中泼墨交流，诗词酬唱，是青岛著名的雅聚。
1956年山大北迁济南，先生年高，且喜爱崂山风景，未随校前往，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黄公渚热爱
崂山,对景写生,成30幅,影印赠存（其实是百幅）。山大每年送两名研究生来青受业，先生诲人不倦，对求
教者无不悉心指点。博物馆有鉴定不决的文物，往往登门听取先生的意见，私人藏品也有请先生过目的，先
生来者不拒，尽自己所知为人排难解惑。然而最终就是从为别人鉴定字画上，引出了以真伪假的欲加之罪
。1964年，先生以64岁高龄前往济南接受批判，会后就在泉城自缢身亡。 文革尚未开始，先生以一死避开
了以后更大的侮辱与劫难。他没看到家中三位性情刚烈的老太太，坐在一起，传递着一瓶敌敌畏，做到了
同年同月同日死；他没有看到祖孙三代苦心收集的善本书籍、金石拓片、古今字画以及自己几尺厚的书画创
作、文学手稿，毁于一炬；也没有看到后人飘零，故居易主。1980年山大给先生平反，补开追悼会，会上
老学者殷孟伦先生难抑心中悲愤之情，禁不住拍案怒诘：像黄先生这样的全才大家，今后到哪里去找？ 果
然只二三十年，黄孝纾这个名字，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岛城文化界也知者寥寥了。现在，只能凭着几位知情
前辈的回忆，仅存的一点劫后余灰，书本上零星的片断记载，勾勒出一个依稀的淡淡的轮廓。许多次，我走
过观海山下的那座小楼，小巷寂寂，庭院空空，现有的主人将小楼内外装修得很好，当年的遗迹还有吗？近
日在灯下偶翻现代史学家、藏书家谢国桢先生的《江浙访书记》，见到这样一条：1962年余避暑青岛，访
黄公渚先生于观海二路之寓庐，寻以清初胶东之人文，公渚赠余《静安子诗文集》，曰：此青州之古文家也
，然笔力微弱，似不足以称之。 少年学画，得知黄师为岛上画界“三老”之一（另二人为杜宗甫、赫保真）
，只恨无缘得见先生笔墨。2002年夏天，碰到岛城藏书家邹先生，邹先生藏书四十余载，两年前身患绝症
，子女对书籍不惜之，欲将书籍转让于我。我因住房太小，只要了邹先生的古籍三百册。回家后翻阅，发现
书中钤印不少。仔细看时，却是黄公渚先生旧藏，并且多带有眉批，先生之笔墨，历历在目，蝇头行楷似串
珠，美不胜收,心中欣喜不已。后询之邹先生，邹先生也不知公渚、匑庵、霜腴为何人，惜哉!冬季，于友人
处收得黄孝纾先生31岁所作《苹渚秋泛图》，为背临王石谷之作，设色澹雅，用笔娴熟，虽因年龄因素功
力略低，但仍显大气。今春又购得为诗人王统照所作的山水一帧，其购图考究，赭石设色温润，确为黄先生
散见作品中之精品。
“意会前贤吾不孤，风香卷廉绕画书”，在春日的和风中写下这么多，当作是对黄师的纪念罢!

“飘若浮云，娇若惊龙”是对哪个书法学作品的赞誉

　　王羲之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王羲之的书法精致、美仑美奂，是极富有美的观赏的。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提及“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世人惯常地会想起王羲之的书法，是因为《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中云：“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已成为了一种思维的定势，似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然而真是这样吗？其实，“飘若”句最初是形容王氏的容止，即仪表风度的，最早出于《世说新语·容止》，原句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浮云，矫若惊龙”。
　　那么，对于这一条本是形容王氏书法的定论，如何会出现在《容止》篇备感无所适从，令笔者深感为文的必要。
　　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对此条注为：“《晋书》本传云：‘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与此称容止异。”柳士镇、刘开骅的《世说新语全译》对此条注为：“‘飘如’二句：据《晋书·王羲之传》，这是称赞王羲之书法笔势的话。”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笺疏作：“程炎震云：《晋书·羲之传》，论者称其笔势也，今乃列于《容止》篇。”
　　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注为：“‘时人’二句——案《晋书》本传云：‘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乃称其笔势，与此状其容止者不同。我目前所能接触到的《世说》的注本，对这条的注释都不免囿于《晋书》本传中的那句描述，而解释不清这本是形容王羲之书法的语言何以会出现在《世说·容止》中。
　　要搞清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我们要弄清“飘如”句最开始，原初的用处是说容止，还是说书法？第二个，若开始确为形容容止的，那为什么转而成为品评王氏书法的定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容止一说，肇始于《世说新语》；书法一说，源自《晋书》本传。我们先来看一下二书的成书年代，以便弄清二者诞生的先后。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说：“《世说》的编撰人刘义庆（403年 — 444年），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其成书的确年虽已不可考，可《晋书》乃是唐初房玄龄（578年 — 648年）等人编修，二者前后相差二百年左右。况且《晋书》多有根据《世说》而论述。据李修生，赵义山二先生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世说》与《语林》……等书都以汉魏以来，尤其是东晋时期的实名人物——亦即“名士”的逸闻佚事为记述内容。这一特点使得志人志怪小说与历史著述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前者常被后代文学史家作为素材而纳入断代史或通史的整体框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说》等志人志怪小说都属于历史叙事文的范畴，或者称为“准历史”。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书中之《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中说得更是直白，他说：“《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固非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
　　由是观之，相信《晋书》中关于王氏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说法是源于《世说·容止》中的“飘如浮云，矫若惊龙”，“飘如”句原本是形容王氏的仪表风度的，已是无疑。其实，类似形容人仪表风度的句子，早在曹植的《洛神赋》中即出现过。曹植在描写洛神的绰约风姿时，写道：“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谓洛神身姿若惊鸿般轻快敏捷，又如游龙般婉转。这句精彩的描述，使之成为后世历代流传不衰的名句，笔者认为“飘如”句，很可能即是由此衍化来的。
　　那么，“飘如”句究竟道出了王羲之怎样的神采呢！又和书法有怎样的联系呢？
　　从字面上讲当是其神采像浮云一样飘逸，像惊龙一样矫健。“飘若浮云”应是一种外在的形态，洒脱、旷达、超凡脱俗，一副仙风道骨；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有临风飘举之态，富逐月凌云之姿。在我的潜意识里，王氏的影像与李白是一致的，只是李白更多了一副“举杯邀明月”的率真与道趣。李白“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纵酒畅达和“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明月情结，为王氏所不及。“矫若惊龙”，应是一种内化的神质。正如书法中的“气”、“韵”、“势”、“力”等。我们推究，当是王氏“素无庙堂志”的不卑不亢，不随波逐流，信仰坚定，思想充实，自信自强，骨子里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质。联系今天，我们见到的陌生人，以对其第一印象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谈的目测推想他的性格、气质如出一辙。
　　至于后来为什么被引作对王氏书法的评语，那是顺理成章的，二者表面上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推究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字如其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人写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字，很合常理。这种用评人的话语，转而用以评书、评画、评文，或由评书、评画、评文转而评人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屡见不鲜的。自古便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如文论、画论中的“风骨”。王运熙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中说：提起“风骨”多以文论用语称之，精要刚健的语言好像人的骨骼，故谓之“骨”，绮丽华美的语言则像人的血肉，故谓之“风”。然而，“风骨”这一概念，原来却是用以品评人物的风度、神气、形貌。
　　行文至此，顺便说一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宽泛地讲，恐亦为“风骨”之论，前者为“风”，后者为“骨”。理由之一是王羲之的形清峻爽，风度脱俗。《世说·赏誉》注引《文章志》说：“王羲之高爽有风气。”又引《晋帝安纪》说：“王羲之风骨清举。”这说得何其清楚，让人自然而然地要联系“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第二，王羲之在当时的“骨气”是天下第一的。《世说·品藻》载：“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韵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众人之美。”又，《世说·赏誉》：大将军（指王敦，羲之是敦从父兄子）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阮思旷，即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晋书·卷四十九》中说：“……以德业知名……论难甚精。”他曾作王敦主簿。在重视人物品藻的魏晋六朝闻名已久，其综合实力很好，即形貌给人的总体感觉兼众人之美，所以，时人品评人物多以阮裕作为参照。然而若论单项，则是王羲之骨气天下第一的，由是观之，王氏的骨气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或可谓之“矫若惊龙”。
　　综上所述我们自然就清楚了，“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一后世对王羲之书法的定评，何以出现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又是如何由评人而转评其书法的。由是笔者以为《世说·容止》中的这一条应该注释为：“飘如”二句，初为状王羲之形貌语，与曹植《洛神赋》中状洛神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相类，后《晋书》引述，转而论其笔势，得以大行于世，成为后世人们品评王羲之书法之定论。

清书法家清末扬州梅鹤孙何许人也

梅鹤孙（1894年—1964年），名鉽，号元，江都镇人，先后任职于上海国华银行、中央银行总行业务局、中央信托局。1957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工诗词，善书法，精鉴赏。解放后，梅鹤孙应上海文史馆征集“三亲”文史资料的要求，仿洪北江《外家纪闻》之文体，从1958年动笔至1962年，历时5载，撰成《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真实地记述了刘氏五代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对刘师培记述尤详。

涂又光的书学思想

涂又光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用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分析了中国书学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和书学思想。涂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1、 书者舒也，舒性情也
在涂先生的书学教育中，强调“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在教学中，贯串“书者舒也”、“书者如也”乃为书之至极的思想。强调一个人的书法是一个人的性情的具体体现，书法有“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之效。字可以见人的肺肝，可见人的性情，恰如逸少所云：写字可见“诚意学者”，可见“天性灵者”。先生常以历史上书家的人品与书品为例，条分缕析，理解心正则笔正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书法上，人品既殊，则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即有人正则书正之意。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经》所云“思无邪”，《礼记》云“毋不敬”，书法要旨，一语可括。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人的心灵之舞，是碧翠可人的一片绿地，是生命意义的本质之源。
“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乃是中国书法艺术根本目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充满了书者情感内容的书法才能真正获得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如南齐王僧虞《笔意赞》所言：“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为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又如唐孙过庭《书谱》所言：“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
书法体现人的的性情，首先，是书家的情感融入书作之中，从而形成个人的艺术特点，所谓《祭季明稿》，即颜真卿《祭侄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告伯文》则心气平和，故容夷婉畅，就是指此。其次，就是惟有浸透了书家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发和打动人心，激发他人之情。如明人王世贞《文氏停云馆帖十跋》所言：“《祭侄文》有天真烂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于此!……忠义真至之痛，郁渤波磔间，千古不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性情”的完整内涵。无论从创作还是欣赏两个角度看，“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乃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准则。而对习书者而言，“心手达情”，“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则是达“至极”的不二途径。对于书法的理解，先生的论述亦卓识精核。其言曰：“书与神契，笔与意契。书家要有悟性，悟者灵性也。”书写之时，要求笔笔划划要有来源，书字代表了书写者本人的风格和特点。书法艺术最讲究书法家本人的他的个性精神的流露，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书法作品，都因情事不同，书字亦随之而异，应感之理，融于书中，故能独垂古今。
先生言近旨远，认为书法表现的情感具有抽象性，书法艺术是以汉字的“形质”，书写的行气章法来表达情性的。所谓“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乃是从“形质”出发，同时又超越了一般的点画形态，从“形质”总体的风格样式凝结情感的意蕴，以行气章法为形式，以给人以审美感受。而“曲直之粗迹，在柔润与硬燥”，则从“形质”最基本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形质达情的起码准则。这里的“柔润”指形质生动灵活而有生气，“硬燥”指僵硬呆板，“状如算子”即是表现之一。其所以“不能成书”，而只能“记文”，不仅在其技法贫乏单调，更在其无法表现丰富活跃的情感世界。张旭的草书所以能“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因其“有动于中，必于草书发之”，所以其形质才千变万化，所谓“张长史书悲喜双用”，亦指唐人张旭草书，在形质上变幻无穷。而怀素草书形质高度简练，其气势逼人，表现了一种超越悲喜之境的佛门放逸之情，故“悲喜双遣”，遣者，使离去之意。此外，象晋人王羲之“从哀戚中结法”的境界等，都指书法能超乎于文字意义以外，在本身的形质中“含情”，使人欣赏书法能“虽则不面，其若面焉”，以至于“彼迹无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因此，“书者舒也，舒性情也”，即在“性情达于形质，形质本于性情”的融合。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先生甚或认为：字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个人的祸福休咎。字是个性的表现，它以“形质”为载体，行气章法为形式，书法的情感表现，是一种由个人的性情转化成的抽象情绪，或一种长期稳定性的情感结晶，如怀素的“悲喜双遣”，张旭的“悲喜双用”。因此，书法象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一些长期形成的表现情感的“程式”，如“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篆书有草篆、行篆。隶有草隶、行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的程式基础之上，再“凛之以风神，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书家可以将“精而密”的篆书、隶书，运用草书的“流而畅”的形式，得到新的、不同的风貌和趣味，从而“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此时书写技法具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意蕴。先生认为临古人书要由形入神，把握书写技法最终达到精神的层次。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第二义矣。
而且，在临古人书时，只有将其书之“舒”、“险”等表现的喜、怒、哀、乐，一一会于胸中，感发起自己相应的情绪，所谓“涵养性情，感发志气”，使自己也达到类似的情感境界，才能免于“徒求形似”，从而达到“怀抱萧散，陶性写情”的书法境界。所谓“顺其情则业成”，指的便是既会古人之情，而又寄我之情，既“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又“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潸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先生的书法就是得“新理异态”之趣，融汇诸家而成自家之面貌。
作为一位哲学家，涂先生认为：书法体现人的性情具有特殊性，但又有它的普遍性。在文化领域，一个人的一堂课，一句话，一个演讲，我们何尝不可以见到一个人的性情，见到一个人的肺肝。或许，这也是书法给我们的启示。
2、 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
书法是人的性情的写照，是人的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人一生勤学苦练的见证。涂先生幼年之时，喜爱书法，日课晋人书法，持有十年；而后，复恒临摹汉唐诸碑。师法孙过庭、黄山谷。先生深知书写的基本技法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中国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2001年至2003年期间，我校一共举办了四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每次展览期间，涂先生都要来观看展出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并主动向来观看展览的学生讲解每件作品的历史及其艺术价值，其兴致勃勃，于斯看见。2002年4月，在参观第二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时，先生欣然题词：“先于画中看山，后于山中见画，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此谓先模仿后创造，此中华数千年之宝贵经验，后人当深长思之，盖推陈出新，理固然也。”
涂先生认为：书法首先是继承，不是创新，即所谓“先与古人合”。没有基础，就没有创新。只有“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才能步入创新之途。随便作书，就以为创新，这是最危险的。先生常说，搞文科的人，不会写字，不会书法，就一文不文。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且，在书写的执笔与运笔中，先生认为：“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先生写字，大多悬臂悬腕，甚至书写蝇头小楷，亦悬腕题写，故其势开展，非枕腕所能比拟。在用笔方面，习惯小笔写大字，故能发挥笔的作用。因此，先生所书条幅吊屏，甚或匾额楹联，往往雄浑丰厚，气势博大。先生认为：书法中，用笔极为重要。书成于笔，笔运于纸，指运于腕，腕运于肘，肘运于肩。在教学之中，强调习字要在捻笔，执笔在手，须虚掌实指，指不入掌。东西上下，无所隔阂。他认为用笔要有变化，否则就难称书法，甚至一笔之内，也应有变化。先生坚持“意在笔先”，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惟有如此，才能达到书写的要求。先生还认为：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在论及中国书法的源流时，涂先生认为：中国书法的源流在甲骨、在钟鼎、在小篆。小篆讲究匀称，匀就是均匀，称就是对称。在书写中，先生一贯强调中锋行笔，力求达到“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他认为要达到“笔笔中锋”的最好办法是练习篆书，这是因为小篆书写的特点，就是中锋行笔。所谓中锋，就是笔端垂直书写的平面。周篆委备，譬如石鼓。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诸碑。先生认为，学写中国字，必习篆书，否则不能称之为善书者。《书谱》云：“篆尚婉而通。”篆书婉而愈劲，通而愈节。先生在书写篆书的过程中，悟出“把笔无定法”的奥妙，故行笔意气酣畅，平矜释躁，侧笔斜行，复归中锋，用笔或毫尖、或笔肚、或笔根，灵活适意，左右逢源，时而轻提细勒，细筋入骨，时而重按粗犷，字外出力，不飘不怠，流中有留。先生认为：书法高度重视法度，书法以“法”入门，“法”乃是书法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同时又不能拘于法，泥于法，“寓有法于无法”甚而作为法之“至境”。技法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最终表现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的情趣。
书为心画。先生之书法，线条灵动而能兼众妙，意境高雅而骨气沉稳，形体舒展而刚柔并用，韵律奔放而活泼飞动。所书之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结体方面，先生也颇具匠心，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笔画能随机应变，疏密大小，俯仰顾盼，庄重典雅，其错综而寓于节奏变化，聚散而富于通体灵便，给人以笔划遒劲之感。即有自己的面目，又于前代书法大师的作品中有迹可寻。先生认为书法的关键，要在掌握笔性，纸性，墨性，水性。故其作书，用墨用水，恰到好处，令人百看不厌。这是先生“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结果。
3、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
涂又光先生一生持身严谨，坚持学问的正道，追求书学的最高境界。在书法创作中，体现人的意诚心正，体现书法的中和之美。先生认为：书法着实体现着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与人文精神。书写者文史哲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写字的好坏，而人文精神又是书写者造就灵魂的关键。先生精妙绝伦、严整肃穆的书法，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分不开的。
一个人要有全面的文化素质，恰恰书法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综合写照，它全面体现了人的精神与素养。涂先生认为：一位书家要有宽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书家必须有“书外功夫”，“字外之功”，即从书法以外的各个方面吸取营养、累积学问。并将这种营养化入自己的人格之中，以养成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从而使书法作品自有耐人咀嚼的情趣和意境。不“学”则无以“养”，不“养”则徒然去“学”。古代书论中，书家“行万里路”，即从大自然中得到陶冶，净化心灵，并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之美，加深对书法的理解，然后通过“顿悟”激发，启迪创造书法之美的灵感，使书法艺术产生质的飞跃。“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即所谓“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而“得江山之助”。文献所载，书家靠“悟性”而书艺俱进的例子极多，如王羲之、张旭、颜真卿、怀素、黄庭坚、董其昌等，在其艺术实践中都有个“异类而求之”，顿悟而突进的环节。所谓观剑器舞、担夫争道、夏云变幻等等而悟书法之妙，乃至历史上著名的“印印泥”，“锥画沙”、“屋漏痕”等有关笔法、笔意的理论都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的结果。
涂先生论治学，唯以读书为要。他认为无论为学为书，都应“读万卷书”，如苏东坡所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若“于字内求字”，无异于徒费岁月；而于书法之外，读书万卷，厚积薄发，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形成书法的品格。倘若只在书法上下功夫，而缺乏诗文，绘画、篆刻、乐律等方面的艺术修养，便难以达到高妙的境界。
宋人黄山谷曾反复强调，书家应“胸中有书数千卷”，“胸中有道义”；强调书法应“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里，“学”已经化为“养”、化为书家的胸襟和精神境界。在苏、黄之后，清人张照也有一精赅的概括：“惟与造物者游，而又加之以学力，然后能生动。”这些言论，先生总是勉励学书者，宜长思之。
在治学中，涂先生强调专与通的关系，他认为专是通的特殊，只有在通的基础上才有专，只有对各门学问融会贯通后才能专，没有通就不可能有专。通是基础，专是特殊，专与通的关系，就是哲学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且，专与通二者，不能颠倒，更不能混淆，先生认为书法也是如此，就书体而言，要博通诸体，方知变法。书家不能以独擅一体而不及其他，他指出一位书家不懂篆书，不懂草书，就不能称之为书家。专攻一门，就以为是专，那就是不懂学问，当然，就不懂中国的书法之道。
涂先生认为，草书虽草，但笔笔划划，俱有法度规矩，不会草书切莫自编自造。具体书写时，要力求使笔画少的字看起来不单薄，笔画多的字看起来不繁乱，结体要讲求因字造型，自然会通。并要力求使墨色与宣纸所占的比例恰到好处，使纸与墨起到相互承托的作用。先生主张书写的内容要与书法的形式相统一，无论是书写前人的名言名句，还是书写自己的作品。
“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古来书家，莫不如此。涂先生为学淹通，雅好诗文，哲学的抽象思维，虽使他无暇创作，但他坚持认为：一个中国学者，不会诗词，不会作联，不会写字，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学问。先生常说：“我虽平平庸庸，但是端端正正，扎扎实实。”此话绝非虚言，先生书写的作品，无论匾额楹联，或是条屏横幅，大多自作自书，辞翰俱美，反映了先生深厚的学养。
在涂先生创作的诗词联文，辞奇意幽，足使读者感喟。也无不体现先生所具有的文学素养，如1990年12月，冯友兰先生去世，先生悲撰二联，以志哀悼之忱。先生的联文，在悼念冯友兰的挽联中，洵为上乘之作。
其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渡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可凭四百万言。
其二
忍泪度生辰，祝八千年为春为秋，亦难百岁。
呕心求新命，念七十载忧民忧国，更有余哀。
2004年4月，张岱年（1909－2004）去世。张氏世之时，冯友兰先生曾将其立身之道，概括为“刚毅木讷”、“直道而行”，涂先生集《论语》句，撰成一联敬挽，联云：
直道而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如是。
智者不惑，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涂先生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书写之中惜墨如金，惜纸如金。从不浪费滴墨片纸，做到物尽其用，日尽盘墨。先生为人性情洞达，平易近人，对于索书者，往往有求必应，多用行草书写以赠。题赠的书法作品，风格隽逸，用笔温柔敦厚，极少险峻奇崛。题词的内容或为经史名言，或为唐诗宋词，或为自赋诗词，其意在勉人上进，鼓励后学。1999年，涂先生为大儒先生题诗并书，诗云：
长春楼上多诗书，三代薪传出大儒。
积善之家有余庆，南山孤岛爱吾庐。
涂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历来是15岁开始的智、仁、勇综合发展的终身教育，死而后已。它在20世纪以前是人文阶段，近百年来在科学阶段，正在迈向人文科学阶段。近十几年来，先生一直积极投身到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事业之中，发表了许多义精语洁的文章，并用书法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法，推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 这一时期，先生讲坛花开，书作甚多，无论是题词，还是题名，先生的书法为好书者增光添色，蓬荜生辉。先生询为推动人文素质教育的典范，他赠给杨叔子院士诗中说：
琼楼玉宇四时春，上有垂杨景色新。
日丽风和桃李笑，天机妙处是人文。
2001年，周礼全八十辰寿，先生为其杖朝大庆，喜赋七绝一首，其云：
青牛白马演新知，金老逢人说项斯。
八十皤然成健者，温柔敦厚好吟诗。
诗中金老，指金岳霖（1895－1984）。“皤然健者”，“温柔敦厚”，不仅是涂先生对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学长周礼全的评价，恰恰也道出了先生为人、为学、为书的目标。余尝聆先生授课，观其板书一笔不苟，听其言辞切切，慷慨激昂，如坐针毡；辄感先生年已八秩，以杖朝之资，其言也真，其言也善。但是，只要我们观摩先生的书法作品，就可以想到一位虽皤然白发，而又温柔敦厚的中国学者的形象。
涂又光先生好学深思，平生邃于“尽性至命之极”的经学；在哲学领域，博洽古今，融汇东西，有中华气派。在书法方面，他的书学思想，见解亦极为精辟，且不乏千秋高议，这是与先生近七十多年来的书学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讨论涂又光先生的教育思想而忽略了他的书学思想，那么，这些讨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全面的。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重读先生的教导、以及先生的书作，都会从先生的人品、学品、书品中体悟道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与中国教育的精神。作为一个并没有以书法为生，但又是一位气贯古今的书家，涂又光先生的书作与书学思想确实实在在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学识渊博，久历时事，其孜孜以求，循循善诱，嗣响过庭。尽管今天中国书法的文房四宝，已经迅速地远离现代社会生活，但是中国书法所具有的功能，它对于今天人们思想情操的陶冶，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及其提高，并没有因之而稍减，相反，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涂又光先生书法及其书学思想的原因，或许，也是我们献给他八十寿辰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