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主旋律电影,与偏离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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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云舟

” 完成度还是可以的,骂得有点过了。”《我本是高山》正式上映两天后,越来越多看过电影的观众发现,与之前的舆论焦点不同,电影的主旨是关心底层女性的困境,希望打造一个 ” 逆天改命 ” 的热血故事。不少观众被其中真实的情感流露所感动,对底层女性的真实境遇与改命之难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再回过头看,这部以张桂梅为原型的电影在一周前所遭受的负面评价,到了一种近乎失控的地步,也偏离了影片本身想要讨论的主题。

毫无疑问,《我本是高山》是一部难拍的电影,原型人物张桂梅是时代楷模,也是当下少有能被所有人以 ” 伟大 “” 高尚 ” 形容的榜样。将这样的人物搬上银幕,本身就要面临观众的审视。而主旋律传记片创作也有自身要解决的问题:人物内在精神需要落地到具体情节,但艺术化的改编又难免拿来与公开报道中的细节对比。

从影片本身来看,主创团队在海量资料和真实故事中做了自己的取舍,以华坪女校建校后第一届学生三年的高中生活为主线,着重展现了张桂梅如何帮助山区女孩突破重重苦难 ” 闯出去 ” 的感人故事。

这也是主创一开始的想法与目的:让更多人了解张桂梅的故事,了解她办校的困难与矢志不渝的坚持,大山里女孩读书的阻力以及 ” 闯出去 ” 的热血与坚韧。《我本是高山》的创作逻辑几乎都基于此,采取 ” 欲扬先抑 ” 的方式,打造张桂梅的人物弧光。

但与主创的预想不同,对于影片的讨论从一开始理性的、对个别剧情的具体批评迅速上升到 ” 喊口号式 ” 的网络讨伐。上周末,在有关这部电影的热搜实时讨论中,不少没看过电影的观众越过电影整体剧情和创作逻辑,以目的先行,质疑主创的动机。

一部关切底层女性困境的电影,对其的讨论应该回归正常的电影批评范围内。不要让真正重要的东西,淹没在 ” 泄愤式 ” 的狂欢之下。

难拍的《高山》:角色塑造变迁与真实人物改编

《我本是高山》是一部难拍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这种 ” 难 “,正体现在原型人物已经足够伟大,在众多的新闻报道、纪录片以及其他公开资料的宣传下,人们心中已有一个既定的人物形象和印象深刻的故事细节,电影的改编该如何满足观众的高期待?

从成片来看,《我本是高山》塑造了一个多元、丰富和复杂的张桂梅,这也反映出当下主旋律电影角色塑造的一种变迁。

早期主旋律电影着重凸显伟光正、高大全的主角。宏大叙事下扁平式的人物塑造,让人们与英雄模范之间隔着鸿沟,观众觉得银幕上的人遥不可及,更难说学习效仿。

而近几年,多部主旋律影视作品创造过票房奇迹,也获得了高口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更注重主角的生活细节,时代英雄和革命战士不再是刻板的 ” 典型人物 “,也有细腻的情感流动。主创会因为艺术表达和叙事节奏,加强剧中人物的矛盾冲突,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在《我本是高山》中,张桂梅的形象也因为有了诸多生活细节的加持,变得立体而可信。

在《人物》的一篇深度报道中,对张桂梅早期的感情生活有过详尽描述,其中谈及 ” 从大理来到更偏远的华坪任教,最初也是一种丈夫去世后的逃避和自我放逐,但是在华坪,她看到那些被忽视和被牺牲的女性的命运,决定以教育来改变一切 “。

因此在电影中出现对 ” 亡夫 ” 的回忆戏份不多,也不算突兀,体现的正是张校长在面临艰难困阻时,内心也会有柔软和脆弱的一面。早年缺少的家庭温暖、与丈夫结婚后的幸福生活以及后来丧夫的痛苦,的确构成了张桂梅最初来到华坪的动机,这点在公开报道中均有提及。

但由于故事一开始就限定在华坪女中建校后的故事,因此对张校长前史的交代、办校前的困难等细节都杂糅进这段时间线中,形成了些许错位。

一个在争议中很少被提到的细节是,在影片后半段,学生唱着张校长最喜欢的《红梅赞》将她从昏迷边缘拉回,个体的情感、对学生的怜爱和心中的信仰汇于一处,成为让不少观众落泪的情绪高点。

影片的另一大争议点,是 ” 酗酒父亲 ” 和 ” 酗酒母亲 ” 的转换。虽然编剧言辞激烈的回应的确为舆论添了一把火,但从她的创作逻辑来看,” 酗酒母亲 ” 的出现是为了之后女性互助作铺垫,也是张桂梅多次强调的 ” 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 ” 的具象表现。

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伟大的精神如何通过具体可感的情节体现出来,而非沦为空洞的口号。

所以在《我本是高山》中,” 读书是救人 ” 的信念由来,在山月山英两姐妹的故事中自然流露;对党和国家的信仰化为操场上被老师和学生一齐拉起来的国旗,也化为学生奋发上进和老师入党宣誓画面的交相辉映。

真人故事改编的传记片无法像纪录片那样以 ” 绝对真实 ” 加持,也不如剧情片一样有更多的创作空间,需要在两者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张桂梅的事迹有海量的纪录片、新闻报道、人物对谈等资料呈现,所有改编情节难免会被拿来与可能的原型做对比。但在实际创作中,角色和情节都是为主旨服务,群像角色结合的是多个原型故事,期待电影创作和纪录片一样的想法模糊了两者的区别,也没有考虑到电影本身的创作范围。

电影需要将张桂梅的大半生浓缩到两个小时内,也需要将那些被人们熟知的细节与表达,融合到一个完整的叙事当中。在此情况下,主创需要浓缩、强化甚至创造一段故事,让角色形象更加鲜明,同时为了保证情节的不重复性,增加不同的矛盾冲突点。

究其本质,传记片的目的是凸显一个具体的、复杂的人。树立榜样是为了精神传承,有人向往并效仿,而不是成为宏大叙事下的孤立样本,因此这些凸显 ” 人性 ” 的生活细节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我们从创作逻辑去理解《我本是高山》目前呈现的文本,以理性的态度去讨论电影,即使是批评声也是对电影创作的正向促进。而部分 ” 立场先行 ” 的评论,揣测主创动机的做法,已然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真实的 ” 高山 “:细节取胜的现实关怀

回归到电影内容本身,真正走进电影院看《我本是高山》的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对于底层女性的困难、城乡的教育鸿沟、以及贫富和阶层差距都有鲜明的表达,主题在数个细节中积累成型,最终在隔山呐喊出 ” 考上了 ” 之时爆发出惊人力量。

张桂梅曾在纪录片中提到,建校第一年,就有 9 位老师辞职,而更让她痛惜的,是 6 位学生 ” 读着读着离开了 “。她挨个去找,最终也只找回 2 人,找不回的不是嫁人就是出去打工。

这是她在建校之初面临的实际困难,山中女孩的受教育权常常因为贫穷的家境、愚昧落后的观念无法得到保障。电影以此开始,讲述了张桂梅与华坪女子中学第一届学生的故事。

以贯穿始终的山月山英故事线为例,电影完整地展现了底层女性在现实中的挣扎,以及张桂梅办校的初心。

影片开头,山英和山月跋山涉水,磨破了鞋子去上学。但没过多久,家里人强行将两人带离学校,想让她们退学嫁人,赚彩礼钱给哥哥娶媳妇。

等到张校长翻山越岭赶到她们家时,门上贴着的喜字和横梁上写着的 ” 我本是高山 ” 形成讽刺的对照。成绩优越的姐姐山月被嫁人换钱,妹妹山英被留在家中做农活。张校长拿出身上仅剩的八百块,坚决地拉着山英回校读书。

山月嫁过去后被丈夫家暴,最终被活活打死。山英在伤心之际又面临成绩下滑的焦虑,选择辍学打工。张校长从饭店将她寻回,一次次将她从悲惨的命运循环中拉回正途。

即使有了女校,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女孩们依旧会听到 ” 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 卖头猪还能有两千块 ” 等类似言论。正如张桂梅一直强调的,教这些女孩读书,正是救人。如果不能通过读书走出去,女孩们面临的都是相似的命运:嫁人生子,一代代困在贫穷里。

这也注定了华坪女校教育方式的不同:采取全封闭式管理,入校必须剪短发,吃饭只给十分钟,一切都是为了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学习本身。大多数女生连初中毕业水平都难以达到,她们不得不跑着前进,填平之前被拉开的巨大鸿沟。

张桂梅明白这种 ” 填鸭式 ” 教育是非常苦的,但也是适用于山中女孩最有效的办法。很多女孩连初中毕业考试都没通过,拼尽全力才达到高考的山脚,还需要用力往上攀爬。

为了让师生都拼尽全力,她不得不以一种 ” 大家长 ” 的姿态做出决断,用非常规的手段让女孩们安心读书,走出大山。

但在冷面之下,她也有一颗柔软的心。

在 2011 年的一部纪录片中,因为有学生不辞而别,张桂梅开会批评老师,认为老师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义务。会后,她坐在办公室里反思和自责,是不是话说重了,” 有时候我会想,这样是不是对老师太严了,但是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孩子的家庭,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 “。

在电影中,她不允许学生在宿舍养鹅,却在室外建了鹅舍;一边责备辍学打工的山英,一边拿出牛奶让她补营养;她也会因为老师在高考冲刺期请假而生气,但在老师真的忙不开时也会帮她看孩子。铁面之下的温情让张桂梅的形象变得立体,也让张桂梅与女孩们的双向救赎与成长有迹可循。

最终,华坪女中第一届毕业生本科上线率奇迹般地达到 70%。片尾,张桂梅和老师再次翻山越岭去山英家,告诉她高考成绩。昏暗的天光之下,两人隔着山谷举起手电筒,大声告诉对面的小女孩考上大学的消息,既定的命运迎来转折,” 逆天改命 ” 有了最好的注解。

过度的质疑与失焦的讨论

从主创采访来看,《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初心,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张桂梅校长的事迹,用艺术化表达生动呈现张桂梅的生活细节,凸显其伟大,传递其精神,更重要的,是引起大众对底层女性现实困境的反思,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

在讨论中,也不乏有人会提到,目前的一些情节存在不足,对主旨表达无益,但后来铺天盖地的恶评显然已经脱离正常的范围。对电影中一些细节的过度放大,让很多没看过电影的人,在有关电影的讨论中宣泄情绪,甚至对主创的经历掘地三尺,要证明其本身的信仰存在问题,从而否定整部电影的创作动机。

健康的舆论环境应该允许正反两面的声音都能存在,而不是对另一边的所有声音打上标签,容不下任何理性的讨论。

原本一部电影能引起各方讨论不是一件坏事,说明其内容本身和所承载议题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确值得反复探讨。作为真人真事改编的主旋律电影,《我本是高山》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本就高于其艺术价值,对其的讨论也应该回归到问题本身,比如底层女性的教育公平,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女性追求的平等权益等。

目前《我本是高山》已上映两天,也有越来越多看过电影的观众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们为电影中山英山月的故事落泪,也为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迹而感动。也希望有更多对张桂梅事迹感兴趣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抛开先行的偏见,用自己的观影感受,给出最真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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